第七章 冒英奴的覆灭 严肃和合同法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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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县令眼下最靠谱的策略是派人和白虎堂媾和谈判。但是，他面临着一个看似矛盾的抉择——如果使用雷霆手段，去的人带着兵器，虽然会给对方带来心理上的震慑，他的意图能够得逞，但是，即使严肃能够被安全的救出，也会导致其陷于危险之境地；如果去的人不带兵器，不啻于向对方示弱，但是能够保障严肃的安全。

就在龟县令举棋不定的时候，冒英奴自告奋勇地站了出来。

面对这个严肃的宿敌的请缨，龟县令不易令人察觉地苦笑了一声，心中叹道，难道天不留严肃？要让严肃面临这样一个绝地之境？

龟县令心里非常清楚，一旦冒领了命和白虎堂谈判，必定不将严肃的性命放在心上，甚至如果他在和白虎堂交兵的混乱之中趁机取严肃的性命，也让人指摘不了什么。这就正好遂了他的意。

冒英奴作出一副渴望替领导分忧的神色，丝毫看不出在这副嘴脸下面他迫切趁机除掉严肃的心机。这是一张久经官场的不露波澜的脸，仿佛他只是一副耿耿的衷心，能去更好，不让他去他也无所谓。

对付狡猾的老狐狸，还是要聪明的猎手。龟县令思虑片刻，突然心生一计，便吩咐让另一个衙役上来。

“你们的任务就是把严肃救出来，有权力便宜行事。但是，冒英奴必须听命于马胜庭的指挥。”

“嗻！遵命！”

“若是贼人作乱开枪，你们可以反击，但是应该尽量克制，不要率先开枪。朝廷的旨意是招安他们为我们效力。”

“嗻！”

马胜庭和冒英奴答道。

按照龟县令的吩咐，两人点了数十名衙役，放下手中处理的其他杂务，领取了刀叉弓箭以及数量有限的几杆铁铳，浩浩荡荡向白虎堂进发。

白虎堂里面的匪徒，分为几个大队，一个大队分为几个小队。匪徒毕竟是草莽暴戾之人，平时一言不合都会拔刀相向，所以白虎堂的大队长和小队长都对他们严加约束。这个管虎，也非一般之人。他读过私塾，稍通文墨，常以礼义廉耻训示手下，对一般的老百姓秋毫不犯，凡是下山作案，均不以夺人性命为手段。所以，整个白虎堂在他的辖制之下，倒呈现出纪律严明、秩序井然的面貌。

管虎之所以上山为匪，一方面是穷困潦倒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朝廷官员腐败不公的失望。他曾经短暂地在清朝军队里吃过军饷，但是，在一个阶层固化、受祖上蒙荫之辈可以公然合法地像坐火箭似地被提拔、官官相护的体制内，他向上走的美好梦想化为齑粉。他膂力过人、学习新的武器操作十分快，在同僚和同袍之中口碑和人缘也非常好。但是，他还是被官僚机制中的任人唯亲和腐败阻挡了上升的通道。

对官员腐败导致平民穷困潦倒痛恨还是不够的。要上升到对国器、体制的认识才可以。

因为，如果把百姓穷困归咎到官员腐败上面，那么，如果百姓生活提高了，但是腐败仍然横行，就可以了吗？

腐败不仅是导致分配不均的重要原因，而且其本身是一个严重损害了官员行为的“廉洁性”的行为。我们应该从“功用主义”的角度，上升到对腐败行为本质的认识，即，腐败行为本身是无耻的、侵犯社会“纯洁性”的行为。

从人的角度说，它伤害了人的感受；从宗教的角度说，它伤害了神的感受。

管虎的几个大队长中，就有和他一起从军队里面退出跟随他的。其中他最信任的一个心腹，叫做卢嘉正。这个人和他一样怀着报国报民的抱负而无法施展，对于朝廷的种种，有着无以言表的失望和唾弃。

伪善的上流人物，和无德暴戾的底层人物，哪一个更该死，那个更应该消失？谁也没有权力审判。

但是，上流人物和底层人物中，都有品德馨香、有操守之人。

结论是，认为精英统治更为适宜的人，以及认为朝代应当时不时推翻、更替的人，他们似乎都没有错，但是似乎都错了。

关键是要有一个一以贯之的赏善罚恶的体制。一个官员进退有据、人人有平等的资格和机会进入精英阶层的体制。

卢的枪法极准。如果在现代，他是一个妥妥的出色狙击手。这也是他能够担任大队长的另一个原因。

对于严肃如何被扣押，以及冒英奴如何盘剥他们白虎堂又在瑷珲城内经营哪些见不得人的污秽的营生，卢都很清楚。

他更清楚的是，严肃是如何救了瑷珲城数量众多的疟疾病人（这其中包括了他的亲属），如何为冤案平反，如何没有把他们一众土匪看作是社会渣滓、一群该死之人。

冒英奴是何等人？

他的命运已经注定。他以为是可以趁着这个机会，于混乱之中取严肃的性命。没想到，这一次是他命运的终点。

如果以他不死来换他痛改前非，他会吗？

也许会，但是不能。因为他一切的恶行，都是有惯性的。一辆飞速前行的车辆，没有动能足够相当的反作用力，是无法停止的。

马胜庭和冒英奴一行人来到白虎堂所在的山下。早已有探子报上白虎堂。他们抵达的时候，早已有一群土匪持械站立在通往山顶的窄路上等候。

马胜庭虽然被任命为这次行动的指挥，但是在言辞方面，还是冒英奴更胜一筹。

土匪按照管虎的吩咐，喊话让他们先把武器放下。

冒英奴距离他们还有几十步远，这是一个双方都认为比较安全的距离。

冒英奴假惺惺地让他们先把严肃交出来，然后他们再把武器放下。

“我们要确保严肃先生安然无恙，不然，我们不会放下武器。”

一个土匪马上走到山顶报告管虎。不一会儿，这个报信的回到山脚，回答道：

“我们大当家的说了，我们没有动严肃先生的一根毫毛。你们先把武器放下，我们再把严肃先生交给你们。”

冒英奴和马胜庭低声私语了一会儿。

“我们要见你们的大当家的。”

冒英奴露出一副狰狞的模样，他已经失去了耐性，按捺不住了：

“今天见不着严肃先生，我们就不撤兵。”

“你们大当家的再不露面，我们就开始往山上进攻了，我们会踏平白虎堂。”

报信的又跑到山上把他的话传给了管虎。

一会儿，管虎带着严肃从山上走下来。严肃也没有被任何绳索捆绑，二人神色轻松地站到离冒英奴几十步远的地方。

管虎不怒自威地说道：

“叫你们的龟县令来。把你们给我们的武器送过来。否则，你们说的都不作数。”

冒英奴喊道：

“我们的老爷是你说见就见的？你有没有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一帮匪徒还敢和我们的老爷讨价还价？”

管虎料到冒英奴会出言不逊，没有感到意外。

“跟你们的老爷说清楚，招安我们是痴心妄想！老子这么多杆枪，轻轻松松地就踏平你们瑷珲县衙！”

冒英奴见“时机”已到，严肃正在自己的火力范围内，而管虎说的狠话正好是自己动手的绝佳理由。

衙门里也不是没有铁铳的，虽然数量少，但是在几十步的距离，枪法好一点还是有致命的威胁的。

冒英奴大声朝后面的衙役喊了一声：“给我打！”

衙役的铁铳和弓箭立即朝对方射击，但是，由于这些衙役平时缺乏指导和有效的训练，准头十分地差，一时铁铳和弓箭都打偏了。

严肃和管虎立即朝身后的树林跑去躲开衙门的射击。

正在双方交换火力的当口，只听一声与其他的枪响都不同的怪异的枪声，“啪！”只见冒英奴大喊一声，扑倒在地。

子弹正中冒英奴的额头，地上马上就留出了汩汩的血水。身边的人探了探他的鼻息，已经断气了。

身后的衙役一看带头的衙役都死掉了，就留下几具尸体，抬着几个受伤的人，惊慌失措地撤出了白虎堂。

不要相信他们说的“忠于朝廷”，忠于某某人。谁也不是傻子。他们都惯常生活在一个假大空的教训和实在的生活之间两层皮的空间中。在保命和忠于朝廷之间，他们肯定会选择前者。

这极准的准头，不用说就知道是卢嘉正的杰作。

原来，管虎下山之前，早已布置好了卢嘉正躲在树林里面的一个隐蔽射击位置。一旦开火，就首先干掉冒英奴。

第二节严肃和合同法的故事

冒英奴一死，想置严肃于死地的人不存在了，严肃很快就被“释放”了出来。

招安的谈判无论在白虎堂或者在县衙门举行，都不太妥当。为了显示双方都有谈判的诚意，双方约定龟县令和管虎在约莫距离衙门和白虎堂中间点的一个位置单刀赴会。不带随从，也不带武器。

双方对彼此都知根知底，这不能不归功于白虎堂和龟县令在民间信誉和人品的风声。换做是一个吃拿卡要、强占民田、做事不公的县令，或者换做是一个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白虎堂大当家的，就谈不上任何一方对另一方存在任何信任。

有的时候，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似乎被低估了。在封建朝代的农民起义当中，虽然农民抛家舍业提着脑袋追随起事的人，但是若说谁精神上的压力更大、谁在运筹帷幄的时候更纠结，那肯定是起事的人莫属。所谓“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背后，是更强大的脑神经，承担一旦失败官府会对他们施加灭门甚至族灭的后果。“戚家军”、“岳家军”、“曹军”，之所以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是因为别人是看在你的威猛和盛誉的名义上才加入你的军队的。

而群众并没有切实、具体的筹划。他们像一盘散沙。笼络聚合天下人心的，才是主谋者的任务。即使把群众加在一起，称他们为“人民”，也仅仅指的是抽象的“人群”概念，主谋者的意志，才是他们的意志，主谋者的路线，才是他们的路线。从单个个人而言，没有任何人能够改变反映了抽象的“人民”这一概念的群体的意志。

让抽象的“人民”承受“创造历史的动力”这一盛赞，多少有些过于美誉。我们做一个数学题：领导者的意志等同于抽象的“人民”的意志；“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那么领导者就等同于“创造历史的动力”。说来说去，就是强调某些顺应历史趋势的个人，才是改变历史的“功臣”。

龟县令和管虎因为身边没有别人，说话开诚布公，敞开地谈。尤其是他们心知肚明，冒英奴是危害一方的恶势力，现在他和他被铲除了，他们身边就不存在他们的眼线扰乱，白虎堂的招安就不会横生枝节。在加上龟县令亮出上级官府的谕令，管虎就不必前怕狼后怕虎，彻底没有了后顾之忧。双方的会晤非常顺利，各自答应回去之后吩咐手下办理好交接等细节。

俄罗斯军队对江东的骚扰一如以往。看见这缺吃少装备的一群俄罗斯年轻人，在他们的军官的驱使之下，到处翻箱倒柜找吃的和值钱的东西，严肃内心有一些恻隐之心。但是，他们和冒英奴还不一样。他们不是一个族类。也许他们杀了中国人，心里就不会有那么强烈的恻隐之心。而遥远在天边的俄罗斯法律，也不会将他们绳之以法，最多可能就是重重举起、轻轻放下，给他们一点点惩罚了事。

当然他们不会没头脑地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所有中国人视为敌人。一部分臣服了他们的“黄俄罗斯人”，他们会施以恩惠笼络之，一部分他们恩威并重，对于那些敢于反抗他们的人，他们会施加最残忍的手段。

严肃回到大车店，又接到了一波合同法的案件。

其中一个案件是这样，经营一家服装面料店的老板，于这年端午节前后向他的几个接受他供货的裁缝店老板许诺说，如果他们之中的任何一家店，在端午节前一天，把欠他的货款提前支付，他将给予他们货款打折的优惠。

几家裁缝店老板只有一家老徐，在端午节前几天从他的朋友处借了钱，准备在端午节前一天交给面料店的老板。

结果在端午节前一天，老徐接到了大量的顾客订单，而他如果把借来的钱给面料店老板送过去的话，他手里的余钱无法承担采购面料的费用。但是，他在端午节前两天已经把钱交到一个仆人手中，准备到时候给面料店送过去。

这样，由于老徐疏忽，忘了交代仆人不再把钱送给面料店毛板，导致第二天仆人把钱送到了面料店。

老徐亲自到了面料店，把钱给要了回来。

现在提起诉讼的人是面料店老板老宋，其要求老徐把钱返回给他，并且要求他赔偿损失。

清末，国库空虚，政府也开办了一些博彩业，甚至老百姓可以以科举结果作为赌注。“吕宋票”就是源于菲律宾的彩票，随着菲律宾被西班牙占领，西班牙殖民者把“吕宋票”带到了中国。

清政府把发行彩票看作是“筹款”行为，而非赌博行为，亲自下场发行了政府彩票。

各类民办企业以及外资公司纷纷开始效仿清政府，一时间形成了各种博彩满天飞的景象。各个阶层蠢蠢欲动，十分踊跃地投资购彩，导致在全国各处，可以目睹在街道上的行人、在店铺茶铺的人都在谈论博彩和博彩结果的景象。

老宋是一个标准的博彩迷。他购买的是政府发行的一种彩票。而就在前不久，一个测字算命的算命师告诉他，端午节前后他将迎来一次大转运，如果他购买彩票，运气将非常好，挣来的钱可以够他再置买一间两间店铺的。

老宋是一个很迷信的人。他听信了算命师傅的话，就对这几家欠他货款的裁缝店许下了上述承诺。

事实比较怪异，算命师傅还真说中了，他本来想用裁缝店还的钱押的数字押对了。

所以，在这个民事诉讼中，他还提出了令人匪夷所思的诉讼请求：要求他赔偿假如他收到了款项他本可以投资彩票能够挣到的钱。大概有银元200元左右。

严肃接手这个案件之后，真是感到老宋的脑洞“奇妙”无比。

如果是照着正常的经营项目的话，因为老徐的款项没有到位，导致他工期延长、停工停产或者遭受其他损失，这种损失是可以看做是可得利益的“间接损失”。但是这种近乎于无厘头的损失，应该算是正当的“间接损失”吗？

还有，老宋和老徐之间的合同成立了吗？

虽然中国的法律接纳了“要约”、“承诺”（合同法中规定）、“对价”（民法典中规定），但是，纵观中国法律发展历史，尽管此时比彼时“马锡五审判法”的粗糙审判方式已经先进了很多，有长足的进步，某些法律的发条仍然是围绕着“概念”、“原则”打转转。嫁接国外法律（“法律移植”）的时候，被嫁接的法律和我国法律仍然是两层皮，被嫁接的法律的养分没有充分地被我国法律吸收。至少，在很多细枝末节上，是无端遭到忽略的。

要判断老宋和老徐之间的合同是否已经成立，就要判断要约和承诺的流程是否完全满足。

我国的合同法把offe

a

daepta

ce称为“要约和承诺”。但是，事实上，合同是一个相互交换“p

oise”（承诺）的过程。除了当场达成合同的情境以外，我们需要考察这两个“p

oise”是否是有效交换的，是否存在

side

atio

（对价）。

首先发出承诺的是老宋。他答应如果他的要求得到满足，他将给与裁缝店老板一个折扣优惠。

但是，老徐没有做出相对应的“aepta

ce”。

这就涉及到，在没有通过言语做出“p

oise”的情况下，履行行为也可以构成“p

oise”的情况。而且，这是一个“det

i

tally

elia

ce”的行为。换句话说，之所以做出这个履行行为，是因为他相信和依赖对方的许诺，从而做出了让他利益受损的行为——借款。

但是，如果要构成“aepta

ce”，他必须已经开始履行。在这个案件中，他只是借了钱，但是还没有真正的意图开始让自己的仆人把钱送到老宋那里。虽然，他的仆人已经送了钱，但是，这是一个aepta

ce传达过程中的“错误”，而如果老宋后来被告知是老徐搞错了，那么老宋知道了这是一个“错误”，所以这个aepta

ce就是无效的，法律应该保护老徐的权利。所以，履行行为还没有真正开始，因此，他没有作出“aepta

ce”。所以，合同也没有达成。

既然是没有达成的合同，那么老宋就无权追究老徐的“违约责任”（违反合同约定的责任）。

那么老宋追究的间接损失应当怎么看待呢？

合同双方交换的是“p

oise”，之所以作出“p

oise”是因为对某种利益存在某种期待。也可以简单地讲双方交换的是一种利益期待。

但是，法律只保护“正常的期待”。

这种凭借“运气”具有“射幸”之意味的期待，不是正常人的期待。

倚靠算命师傅的“预言”，也无法作为判定他即将获利存在合理性的基础。

严肃又在拒绝对方赔偿请求的基础上，对对方提出了“反索赔”——由于老宋为了履行他的义务而从朋友处借款，导致他蒙受了一定的损失，所以这种损失是“信赖损害”（det

i

tal

elia

ce）（中文译文无法准确传达这个词的意思），是可以要求赔偿的。

严肃把案件的答辩词写完，又看了另一起案件。

这个案件也是涉及裁缝店的。裁缝店老板老张接到了一个大订单，要求缝制五十套准备参加结婚典礼的中式礼服。为了这个订单，老张加班加点，而且花钱新雇了几个徒弟，帮忙缝制好了这五十套礼服。但是，到了最后，顾客却声称婚礼因为某种意外原因被取消了，所以他不会付款。

照着现代的合同法理论，这是一个合同可以终止的情况——合同目的落空。

原因是——虽然顾客仍然可以接受这五十套礼服，但是，合同存在的目的——参加婚礼——已经不复存在了。

这种情况属于“履行不能（ipossibility）”吗？

不同，这与在纪念端午节的花车游行所在的街道两边的旅店订房间而最后花车游行因故取消的情况不一样。

当然，政府取消花车游行与双方父母决定取消婚礼，哪个更属于“（履行不可能）ipossibility”的因素，实在难以分辨，一个是属于政府行为，另一个属于个人行为。

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合同目的是落空了。即，继续履行对当事方已经没有“意义”了。礼服可以照价付款，但是收了这些礼服，有什么用呢？

顾客就抓住这一点不放，对自己的不付款行为进行万般抵赖。

而衙门的意思也站了他们的立场。

裁缝店表示不服。

严肃仔细搜索了自己头脑中的那点合同法知识，突然发现，“合同目的落空”理论项下也并非豁免了所有的继续履行行为。

因为，根据该理论，如果合同目的确实落空，但不是“不可履行”的（比如支付款项的行为），而且，接受卖方的货物对买方而言仍然是“具有价值”的，那么，合同就应该继续履行，不必解除或终止。

虽然这些礼服暂时对顾客没有用，但是，这些礼服仍然是可以在平时穿的（并非设计成非节庆日穿不可的奢华样式或者是穿不出去的土样式），并且，如果双方父母恢复了他们的婚约，或者以后有其他人举办婚礼，这些礼服仍然是可以穿的。

另外，按照“要约-承诺”的理论，裁缝店已经作出了“依赖”（

elia

ce）的行为，即，依赖对方为这五十套礼服付款，而加班加点并且另外雇佣了几个徒弟，这种行为仍然是属于信赖损害（det

i

tal

elia

ce）。他们付出的努力，应当得到补偿/赔偿。

严肃不愿意将这些不诚信、赖账的人进行诋毁。而且，这种生意上的恩恩怨怨，是很常见的。

我们在DNA里面就存在着一个先天的缺陷，虽然这看起来与我们的直觉相反——对善的冷漠、不追求，对恶的不敏感。

我们天生对恶没有强烈的负疚感，对行善天生的迟钝。

如果我们被放到恶人的位置、场合、时机，我们是很有可能跟他们有一样的行为。

把一个已经不能转的微波炉，卖给了一个收废品的人，这在绝大多数的人眼里是一个“小恶”，对一个我们恨恶的人，心里面把他/她杀了千百次，这对很多人来说根本算不上“恶”。

我们的心中常常有着这样的、隐隐的恶的冲动，而且还对作恶有着某种得意忘形的快感。

但是，这个收废品的人回去之后，有可能遭到他的妻子的嘲笑，让他们之间的感情裂缝更恶化，或者在回来和你理论的路上遭到电动车的撞击而必须去医院，花了几百或几千，你就知道，微不足道的“恶”的后果可能如何。

我们大多数时候预见不到恶的结果，或者只预见到恶的抽象结果而预见不到恶的具体结果，而我们的内心对这种恶没有足够的警惕、足够的敏感。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道德律，需要他人对我们进行道德的训诫、法律的约束。

而如果法律不存在了，那么道德律只会对“君子”有用，对坏人无用。

所以，严肃一致秉持着法律超越一切，也应该超越一切的理念。

对于这个顾客，他认为，就应该惩罚他的恶意。

在合同法中，只要是存在恶意（比如欺诈），就应该加大惩罚的力度，要求其赔偿间接损失（至少是部分间接损失）、惩罚性的损害赔偿金。

严肃接了这两个案件之后，突然某一天又遇到了谢廖夫。二人进行了一番长谈。

第三节“宰白鹅”案件的审理；严肃和谢廖沙的畅谈

在严肃处理妥当两个合同法案件之后，龟县令有意让他署理瑷珲司法事务，但是按朝廷规矩，虽然典史是“不入流”的官吏，但是需要经过吏部铨选，由皇帝签批才能任命。所以龟县令只可暂时让他以代理典史之名，行典史责任之实。为了避免他在江东和瑷珲城之间疲于奔波，在瑷珲城里给他物色了一间干净朴素的住处，房租由县衙支付。由此，严肃蜕变为“公家的人”。他不再是孤勇者，他有一群有相投的志趣、甚至可以听他调遣驱使的一个集体。一个音符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其他音符的映衬和烘托之下，这个音符变得适得其所、优美动听、富有节律。

在瑷珲郊区发生了一起持枪杀人案。衙门的审问结果是，一个男子因为自己家里的田被一个富商侵占，遂在该富商在瑷珲县内的卡伦山游猎的时候躲在一个山洞里面欲以一杆连珠火铳行凶，但是因为他射击准头差了一些，连发的几枪均未命中，而是击中了他身旁采蘑菇的一个乡民。乡民无辜遭难，伤重不治而死。证据确凿，且该男子供认不讳。

严肃在接手这个案件的时候，也没有贸然就对案件审问结果提出质疑。属下尽职了，就不要给脸色打板子。也许严肃属于那种和颜悦色的领导类型。但是，严肃有严肃的原则。因贪赃而扭曲司法裁判或者不恪尽职守、对自己的分内之事虚与委蛇，都是严肃绝对不可容忍的。

但是当严肃第一次在台前看到这个“嫌疑犯”时，不禁吃了一惊。这个“嫌疑犯”居然是一个十二三岁模样安静、身体孱弱、眼神怯懦躲闪的小男孩，也没有那种杀人泄愤的凶手那种坚决的、得偿所愿的神情。

严肃心里知道手下人没有完全说实话。这很可能是一个冤案。

在清朝，流行有钱有势的人在犯事之后花钱找无业流民或者贫困家庭的孩子代替他们受刑甚至是受死的行为。这种寻找替罪羊的行为称为“宰白鹅”。这种司法流弊，据说惊动了道光皇帝，但是他身为皇帝，却无法彻底消除。据说道光皇帝因为宰白鹅乱象几乎被气死了，而慈禧太后因为河南镇平县的一起宰白鹅案件雷霆震怒，让替罪羊无罪释放，镇平县令被革职并发配边疆，却让凶手逍遥法外。

为了戳穿这个把戏，严肃决定到小男孩家中和案件现场进行案件勘察。

小男孩家的房子是下端用石头垒砌上端用土坯砌成的土房。这种房子的特点是一到下大雨的时候，雨水就能将房子的皮侵蚀、剥去一大片。时值夏日，虽然家中有一种寒意，但是这种寒意不是冬暖夏凉的寒意，而是一种潮湿、阴冷的寒意。小男孩的母亲听到有客人来，就从照顾他瘫痪丈夫的床边来到门外迎接。就听里面的房间里面一个中年男子一阵接一阵地咳嗽、吐痰的声音。严肃快步踏入门内，看中年男人躺卧的床。这张床极端陈旧，漆皮几乎全部抹去露出一块一块的斑驳之色。这也许是小男孩爷爷或者爷爷的爷爷曾经躺卧过的床。

在他们卧室旁边，是几块木制的挡板，把卧室和一个猪圈隔开。猪很瘦，看得出主人没有精力打理，猪圈的地上是水、泥和猪粪便混合的一摊液体。在客厅正堂贴着“天地君亲师”的一行字，下面贴着财神。

女人是驼背，看得出经年的劳累让她再也直不起腰来。她慌忙从厨房用吃饭的碗装了一碗开水，从客厅里不知道什么地方淅淅索索地掏出一小把茶叶，放在碗里，给严肃端了过来。女人的手指甲都是泥。

严肃没有嫌弃，接过这碗茶。就跟这个女人说起她孩子的案子。

这个女人守口如瓶，对“宰白鹅”的事情以及谁给了他们银两的事情不吐一字。

严肃就把案件的利害跟她挑明——如果她不把实情说出来，那么她的孩子很可能要被判死刑。

可是，这个女人眼神中透出坚定，好像涉及到的不是她的孩子的命运，而是别人家的孩子的命运。

严肃手下的几个人，因为收到了案犯的银子，又见这个女人能够守口如瓶，都露出得意的微笑。

严肃必须拿出一点有说服力的东西出来，好让他们无法自圆其说，从而对案件进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