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5章：苏亦关于“数字卦”的名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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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关于合作铭文的重新解读，更多是对其背后历史的考释而非铭文上，在铭文上，唐兰张政烺马承源几位先生已经做到极致了，他能继续的并不多。

他的文章就是打酱油。

在古文字方面，他基础确实不行，不想投机取巧，获得关注，主要是没有这个必要。

他是过来刷脸的，打酱油无所谓。

那么邹先生呢？

某种意义来说，也是。

因为邹恒先生做了关于先周文化的相关报告，却没有专门去考释某个甲骨文或者铭文。

为什么邹恒先生会特意做相关报告呢？

因为周原遗址开挖了。

从1976年开始，陕西文管会，北大，西大考古系联合对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初步查明，宫殿建筑（或宗庙）的遗址分布在岐山凤雏和扶风召陈两处。

1977年，在凤雏建筑遗址的窖穴内，出土了17万片卜骨和卜甲，其中多是卜甲。在200多片卜甲上有刻辞，最多者30字。

这是一个巨大的考古发现。

也是本次的研讨会研究的重点之一。

有了邹先生的铺垫，然后由陕西文管会的徐锡台做《周原出土甲骨文字》的报告，就是介绍这批甲骨（作为亲自发掘这批资料的徐锡台先生用了近十年时间，潜心研究，著成《周原甲骨文综述》）。

李学勤先生说过，甲骨文的发现是在1899年被王懿荣在bj见到了甲骨以后，之前民间的发现，都不算，因为那只是发现甲骨，并非学术意义上的认知的“甲骨文”。

他甚至还说，建议大家不要太相信王懿荣因疟疾买龙骨而发现甲骨文的说法，这种说法不尽可信，王懿荣的几个儿子也没有提到过这种说法。

1899年这一年正好是古埃及罗塞塔石发现一百年，因此，学界认为甲骨文的发现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大事，更是世界科学发展史上的大事。

没有一部世界科学史书不记载罗塞塔石的发现，一部没有偏见的世界科学史书也都会记载甲骨文的发现，因为它们对世界的影响确实太大了。

而甲骨文发现的最大意义，则是证明了商超的存在。

让全世界都没法质疑。

也让当时的史学界走出了疑古派的影响。

因为发现甲骨文，继而有殷墟的发现。

那么甲骨文的发现，怎么使得学界走出疑古思潮呢？

这个方面，就涉及到苏亦的老本行了。

中国考古学术史，李济先生肯定是灵魂人物。

当年，李济、傅斯年他们的学派成立史语所考古组的时候，就极力反对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学派，竭尽全力的推翻顾颉刚的认知。

因为李济先生认为，爱国主义者就不能疑古。

因此，当时以史语所为首的学派，对王国维先生的极为推崇。

他虽然没有做过考古，却从甲骨文中推测出商王世系表，也让国内的学者认为考古学可以在重建上古史方面可以继续做出更加伟大的突破，以正式历史文献的真实性。

实际上，中国考古后来的发现，也证明的王国维先生是走在极为正确的道路之上。

这也是为什么，王国维先生在学界的地位会如此之高的原因。

甚至他的“二重证据法”也成为学界研究的一大创举。

这种情况下，殷墟的发掘，就是对疑古学派最大的冲击。

也因为甲骨文的发现催生了古文字学的四大分支之一甲骨学研究（另外三大分支：青铜器和金文研究、战国文字研究、简帛学研究）。

而周原遗址出土的有字甲骨，是继殷墟以来，最为重要的带字甲骨发现。

这些周原甲骨的发现，可以说打破了学界一直以来的谈甲骨必言商的固有认知，

因此，发掘领队之一，徐锡台做报告的时候，充满了激动。

他跟高铭先生是北大的同班同学，毕业以后被分配到陕西考古所，后来被并入省文管会。

一直在从事着一线考古工作。

几年前，高铭先生跟俞伟朝先生还曾经带着北大的学生到秦阿房宫遗址考古实习，就是他接待安排的。

这些年，没少跟北大的师生合作。

因此，高铭先生带着苏亦去拜访他的时候，直接对苏亦开后门，把出土的甲骨文拓片给他苏亦观看，后无保留。

这种新出土的一手资料，还没有完全发表，不要太原生态，几乎还散发着泥土的芳香。

对于与会学者来说，大部分都是第一次见到周原出土的带字甲骨资料。

现场之热闹，可想而知。

徐的报告，内有一节是《奇字》说，“约七八片，又有个铜甗也有这类奇字”。

就有人问，张政烺先生是什么字？

张先生，一时半会也说并处。

因此，第二天，大家就开始撺掇张政烺先生发言，要他就这一发现讲几句话。

谁都知道张先生学问大，辈分又高，而且脾气还好，让他讲两句，就真的讲两句了。

于是，在学术史上关于“数字卦”的名场面就诞生了。

张政烺先生也开始做了《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的简短发言。

张先生，手中没有输，也没有什么准备。讲的并不算台深入。

他说，“铜器铭文钟钟三个数字的是单卦（八卦），周原卜甲六个数字是重卦（六十四卦），周易钟老阴少阴都是阴，老阳少阳都是阳，数字虽然繁琐，只是阴阳二字，

而这个发言，也给张先生的学术生涯之中留下几位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个时候，周原甲骨还不能称之为广义的“周原甲骨”，还只能称为“凤雏甲骨”。

又因为其出土于周人故地，自然会让大家联想到“文王演周易”的传说(见《史记·日者列传》、《汉书志上》等书)。

而张政烺先生这次发言，也是从这个话题开始的。

他是把凤雏甲骨上的数字符号按今本《周易》加以转写，希望借此说明，这是卜筮并用的结果，筮占的本质是数占，易卦的根子是数字卦。

这一看法获得了与会学者大部分人的赞同。

嗯，这个是后来的说法。

真实情况是，大家都是懵逼。

关于张先生“数字卦”的阐述。

大部分都听不懂。

也不能说听不懂，听懂了，却也不是全部都认同。

其实，在外国学者看来，国内的学者，只要发掘出来甲骨看到有符号的，就拼命的往文字上套，都希望这些符号是文字，而非图腾或者其他的。

因此，对于甲骨上陌生的符号，大家都倾向于是字体。

这种做法，也不能说不对，但尤其缺陷。

回到张先生的发言。

想要弄明白他发言的核心，就要弄懂，啥是“数字卦”。

学界所说的数字卦，宋代就已发现。这种符号是从青铜器上发现。

北宋重和元年(1118年)，今湖北孝感出土过著名的安州六器，其中的中方鼎，铭文最后有一组符号，就是这种数字卦，当时，宋代学者也各种考释，不过都不确定。

这组“奇字”八百多年，一直是个谜。

1932年，郭沫若先生说，这是器主的族徽（末二字殆中之族徽）《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

他猜测是族徽，这是一个开始。

也只是猜测。

因为出土材料不够支撑，他的猜测。

1950年，武官村大墓发掘，成为新中国首次殷墟发掘。

于是，河南安阳四盘磨出土的商代卜骨有这种符号三组。

到了1956年，陕西长安张家坡出土的西周卜骨有这种符号两组。

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发现。

1956年，李学勤先生猜测，这类符号似与《周易》的九六之数有关（《谈安阳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

1957年，唐兰先生更明确指出，卜骨上的铭文是由一、二六、七、八等数组成，但他同时推测它们是一种西北方民族使用过的文字（《在甲骨金文中所见的一种已经遗失的中国古代文字》）。

对于唐兰先生这个说法，也有人不认同。

后来还认为调侃说，难道古人是用电报的方式交流。

当然不是。

唐兰先生认为，周人崛起西土，民族背景很复杂，当时，他是把这种数字当作一种失传已久的少数民族文字。

这一猜测，并未获得学界的认可，还有人觉得他这是胡来。

这些都是这个年代，苏亦能够找到的相关文章。

也是张政烺先生这个临时报告的基础。

他将商周甲金文和楚卜筮祭祷简上的数字组突破性地判断为筮数和易卦，这是张政烺先生的学术贡献。

因为从宋代以来，大家都注意到这些“奇字”（数字组）判定为筮数和易卦，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判断。

可以说，是开创性的。

彻底破除了谜底。

可以说，张先生是在会议现场扔下了一个大炸弹，一下子，气氛就沸腾起来了。

当然，这个时候，还没有确切提出“数字卦”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后来张先生的文字里面提出来的。

于是，在会议现场讨论的时候，苏亦就很鸡贼的问道，“能不能用数字卦”来形容这些“筮数和易卦”。

当然没有问题。

因为张先生的眼睛突然就亮起来了。

因为苏亦的话，就表明了他是认同唐兰先生的观点，曾经关注过相关文章。

不然，苏亦不会把这些“奇字”判断为数字组，更不会有“数字卦”的出现。

从这一点来说，他跟张先生确实算是一脉相承了。

都是唐兰先生这一脉的。

那么对张先生这个提法，与会学者是不是全部都认同啊？

并非如此。

大家也会有异议。

甚至一些异议，都把张先生都问哑巴了。

没有办法，资料太少。

毕竟这个时候，他还没去过周原，关于“数字卦”著名的《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易辨——近几年根据考古材料探讨〈周易〉问题的综述》、《殷墟甲骨文中所见的一种筮卦》三篇文章还没有正式发表。

张先生没有足够的材料，验证论述他的猜测。

对于古代筮法，与会学者多数不甚明了，当时，张政烺手头没有更多的材料，不好让人听懂信服。

虽然苏亦提出来“数字卦”这个说法，通俗易懂，让大家能够快速进入这个概念的语境之中。

然而，啥是古代筮法。

大家都搞不懂。

搞不懂，肯定无法信服。

于是，苏亦的个人秀的机会就来了。

这种学术秀场。

苏亦刚才喊出“数字卦”这一概念已经超标了，不能继续秀了。

然而，他不秀，张先生不答应啊，谁让他之前冒头喊出来“数字卦”这一概念。

于是，张先生立即把目光望向他，问道，“小苏，研究过筮法吗？”

苏亦有些迟疑，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确实研究过，但不太好啊。

高山流水觅知音。

现场的张政烺就是需要知音啊。

作为学派传人，愿意捧场，他求之不得。

于是，张先生让他说一说自己的理解。

苏亦只能硬着头皮说。

大家满脸茫然，不知所云。

人有提议，“苏亦同学，要不，你写出来吧。”

于是，他便用粉笔在黑板上把所背的内容写了出来：“大衍之，其用四十有九……”一边写一边给大家讲，为张政烺先生的论点作了补充说明。

他这一段话出自于《周易·系传》，不同的人对同一句话，则有不同的理解。

苏亦也说出自己的理解。

然后一边说，一边跟众人解释周初筮法的大致情况。

比如，一至八，一开始是怎么的出来的？

这玩意，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

同样，流传下来的讲述周易筮法的书籍，比较早的就是朱熹的《周易本义》，这书后面还有附录《筮仪》，来源自然就可以追溯到前面提及的《周易·系传》“大衍之……”这一章，不过，马王堆帛书《系传》，却没有这一章，所缺的这一章，在《周易正义》是第八章，在《周易本义》是第九章，很容易就得出结论，最后一章是后加的。

后加的，就代表着，是后人的理解，是二次创作，或者多次创作。

用后世之文，去推测源头。

有时候，不太靠谱。

但在出土材料限制的情况之下，也只能用存世文献。

苏亦甚至举例了《论衡·卜筮篇》“案《易》之文，观揲蓍之法，二分以象天地，四揲以象四时，归奇於扐，以象闰月……”

这篇文章，大部分都是跟《大衍章》相似，从这个可以推断出，后面多出来的章节，是西汉中期的作品，再继续推，没法推了，它的筮法没有办法继续考证。

那么只能先按照《筮仪》的办法来，很容易就得到蓍策17或21根，13和25根这不容易得到。

苏亦一边回忆原文，一边在黑板上演算筮法。

看得在场众人目瞪口呆。

尤其是吴镇武，瞪圆眼睛，就根见到鬼一样，估计，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苏亦会这么博学，这种堪比天书的筮法，他竟然能够说得头头是道。

这个骗子，说他是过来混脸熟的。

这哪里是混脸熟啊，完全就是砸场子。

能够帮助张政烺先生补充说明他的报告，这小子得多要妖孽啊。

实际上，不止他，他的几个师兄弟，也跟见鬼似的望向苏亦。

这小子，深藏不露啊。

有这种感觉的，除他们之外，还有一同前来的李家浩。

没有来之前，他在北大就听说过苏亦的名字，都知道他们这一届的，历史系来了一个天才少年。

不仅在历史系深受欢迎，在他们中文系也是如此。

一开始，李家浩还以为传闻多少有些夸大。

一路上，苏亦也表现得规规矩矩，完全就是一个腼腆的少年，哪里曾想到他初露锋芒，就如此惊人。

这个时候，苏亦的文章写的如何已经不重要了。

至少经过这次研讨会以后，他在古文字学界，算是彻底出师了。

因为在会场侃侃而谈，在黑板上不断演算的筮法的少年，某种意义来说，已经是他们的老师。

因此，等苏亦意犹未尽的补充完毕，看着众人脸上古怪的表情。

苏亦就知道，秀得有些过了。

赶紧收功。

按照考古学界的习惯，考古资料在正式报告发表前暂不引用，因此，他真要利用认知优势去一鸣惊人，也不好使，不能继续浪了，不然就露馅了。

然而，&bp;他这一补充，让张政烺先生忍不住竖起大拇指。

散会后，还对着高铭先生直夸，教的好。

苏亦只能傻笑。

他完全就是借用。

不过是挪用前世看过的张政烺先生的成果，而且还是一知半解的补充说明。

就算如此，也足够让与会学者刮目相看了。

要知道现场那么多学者，对古代筮法完全陌生，他不仅懂，还能过说得头头是道。

在这个方面，已经远胜众人。

这种情况之下，他不出名，怎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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