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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来的快,去的也快,哗啦啦的雨没多久便变得稀疏了。
天上乌云依旧,没有散去的意思,看着像是在酝酿下一场雨。
陈世襄离开巷子,确定屁股后没吊着尾巴,才从蒲石路左转进迈尔西爱路,最后转入迈尔西爱路一条名为“幸福里”的弄堂。
幸福里23号,陈世襄站在门外,看了看自己留在顶上门缝里的记号。
记号还在,门没被打开过。
打量一番周围,确定没人,陈世襄掏出钥匙,打开门闪身而进。
这栋房屋是原身整租的,不常住,用来当做安全屋,离他租住的地方不远。
走进一楼卫生间,陈世襄摘掉眼镜,扯下嘴上的胡子,仔细清洗了嘴角的残留物,又脱下身上的衣服,从卫生间的柜子里取出接头前来这里换下的衣服。
米白色衬衫,棕色背带裤,高帮皮靴。
换好衣服,陈世襄在镜子里照了照,将长袖卷到手腕,整理一下略有浸湿的头发,从水龙头上接一些水撒在刚穿上的干衣服上,又把换下的衣服找来衣架晾在屋内。
做完这一切,陈世襄走到房东放杂物的房间,取出自己藏在杂物间地板下的东西。
一个棕色皮质斜挎包。
里面装着一本印着青天白日徽的证件和一本记者证,一本硬壳笔记本,一支黑金色派克钢笔,一台装在皮套里的徕卡相机和几个备用胶卷,一个望远镜,一把勃朗宁903和三个备用弹匣,一盒打开的哈德门和一个打火机,以及一块浪琴腕表。
这些都是个人物品,手枪和相机以及记者证是情报组给他配备的装备,印着青天白日徽的是他在特务处的证件。
将装着相机的皮套取出挂在脖子上,又拿出手表戴在左手手腕,陈世襄瞧了一眼上面的时间,时针指向七点,他再不做停留,麻利地关上房门转身走出屋子。
靠在入户门上听了听外面巷子里的动静,没人,陈世襄闪身而出,把门关上再次留下记号。
站在安静的巷子里,陈世襄揉了揉略显僵硬的脸庞,尝试着笑了笑,让表情变得自然,然后才闲庭信步地朝巷子外走去。
细小的雨点时不时地顽强地从天上掉下,精准地砸在陈世襄的肩头,似在谴责,似在惩戒。
陈世襄走到大街上,刚才的那阵雨好似不存在一般,先前安静的大街上行人又多了起来。
只有润湿的地面,潮热的地气,以及路面坑洼里积攒的雨水彰显着它曾经来过。
七点过了,天色昏黄,夜上海渐次苏醒,街道各个巷口处,停着或三或四的黄包车,穿着各色旗袍的女子从狭小却可以遮雨的巷口走出,站在微冷的大街上,挥舞着手帕,招呼黄包车过来。
他们她们中许多人都是舞女,这个点儿,上海各大舞厅的夜场都快开始了,她们走出温暖的小屋,开始生活而奔走。
街对面的租车行生意似乎也不错,三三两两的人不时进出,都是些衣着得体的人。
汽车不是谁都买得起的,即使是每月工资几百元的大学教授,买一辆车也得心疼好一阵。但租一辆车尝尝鲜,却是大多数人都愿意尝试的事。
别的不说,租一辆车去百乐门,舞女对你都会更热情些。
陈世襄站在巷口,左右瞧了瞧,吸一口带着泥土气息的湿润空气,抬手招来一辆距离他很近的黄包车。
“去台拉斯脱路斯文报社。”
迈尔西爱路在法租界北部,台拉斯托路则在法租界南部,陈世襄坐上黄包车一路南行。
下车付钱,在黄包车夫“走好”的声音中,陈世襄走到一栋挂着《斯文报社》牌子的建筑前,迈步走了进去。
建筑共有三楼,陈世襄径自走上顶层,楼梯口有人把守,见陈世襄走上来,那人笑着点了点头。
“组长在吗”陈世襄掏出哈德门递了支烟。
“出去办事了,”那人点上烟吐出一个烟雾,“交‘日记’交给周纤就行,组长不知什么时候回来呢。”
陈世襄点点头,朝着书记员周纤的办公室走去。
这里是特务处上海区法租界情报小组的组部,《斯文报社》只是明面上的幌子,用来掩饰情报小组的存在,陈世襄对外的身份是《斯文报社》的记者。
至于“日记”,则是陈世襄每天的工作内容记录。
陈世襄一个月前从湖南来上海投奔表哥沈玉先,沈玉先将其安排进法租界的情报小组,如今他还处于考察期,每天的工作就是监视那些思想危险分子,记录他们一天的生活——去了哪里,见了什么人,做了什么事,事无巨细。
这种工作在情报小组内部被戏称为记日记。
陈世襄找到书记员周纤,将白天记好的“日记”和照相机里的胶卷给她,胶卷存档,“日记”备份。
在组部待了约莫半小时,所有事搞妥当,陈世襄今天的事便算是妥了。
他还在考察期,情报组的重要任务轮不到他头上,如今的监视任务只是考察期的例行公事。
以往每次来交“日记”,组长苏世安都在,日记会先由组长过目,然后交由书记员周纤备份存档。
今日苏世安不在,自然省却前一个步骤,直接备份存档,日记等苏世安回来再看。
在向周纤确认自己不用在这里等待苏世安后,陈世襄走出大楼,回到街上,抬手招来一辆黄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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