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围绕着典史职位的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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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侵权案件

“具告状人周让仙，本案苦主周士道之父。家住本邑李家庄。年35岁。

呈为小的儿子于本庄李富贵家羊圈被羊圈顶棚木板击伤花费巨资疗伤之情事。

小的儿子年方10岁，平日不受简束，性嬉恶学，小的常持棍棒追逐之，无外乎劝学归正也。士道每每于李富贵家某处羊圈躲避。因该处羊圈天棚某处木板冻裂，李富贵不尝修葺之，加之天雨滂沱，士道不慎触碰支柱而木板坠之，击伤士道，并花去巨额疗伤资费若干。

小的查本朝律例，本案当用“赎铜入杀伤之家”也。若李家驳曰本条仅得用于蓄养牲畜、牛马骤驰伤人及庸医杀伤人，而小的诉请为悬挂之物伤人，不在此例。

小的辩称：因律例条文之限，不可囊括万千之种种，唯有举一例而避无限之穷尽也。律例也许类推而适用之。如此故，“赎铜入杀伤之家”应推而准用之。

若李家驳曰羊圈乃其私有，故士道非其邀访之客，也非若酒肆食肆之宾客，故其无须顾虑士道身之安危也。且屋瓦木板非蓄养之动物，乃静态之物，不可类推而适用也。

小的辩称：虽屋瓦木板非蓄养之动物，然若李家诚然知有访客，其必担有修葺完善规避风险之发生之责也。动态则不得操危及来客身体之安全之责，静态则负有修葺凡有危及来客身体之安全之瑕疵之责也。

若李家驳曰其尝告知士道此处之风险，可免于责任。

小的辩称：据小的委托之人严肃先生查考先进之邦国之律例，告知之责乃为其次，次于勤勉修葺使来客无身体之危险之虞之责也。虽该处木板瑕疵为显而易见，常人如士道亦能辨之认之，然十岁之小儿如士道者其心智水平，不可谓其可知悬挂之木板一旦坠落可击伤之情事也。故李家告知该处瑕疵，不能免其勤勉修葺之责。

以其“知”或“应知”吾小儿士道常于此处藏身，其对士道负担之身体安全之责任应变本加厉，不但应告知瑕疵之所在，且须修葺该处瑕疵，使其不具伤人之虞也。

故此，小的料大人洞烛奸邪、铁面无私，特呈请大人判李家负担小儿士道之疗伤费用之赔偿。”

瑷珲城此时尚属于一个小县，龟县令也是刚刚从外省调任，若按照清朝县衙的设置，通常还有一个“县丞”（相当于副县长）和一个“主簿”（县财政局长）和一个“教谕”（县教育局长）和“教导”（县教育局副局长）。这都是朝廷命官。而“未入流”的官员，包括“典史”，相当于县公安局长。由于从龟县令从外地来，从事呈上达下、有时候做贿赂之事的“掮客”的，就需要仰仗他从外地带来的“常随”。一般初来乍到的官员，稍通厚黑学的，身边需要一个“恶人”，为他立威。龟县令也不例外。他可以做低姿态以融入当地的权力执行层，也可以扮白脸，杀伐决断。

因此，他的权力就像是有根绳线牵制着的，不是无限的。按照官场的不成文陋规，上要奉“炭敬”（冬天送的贿赂）、“冰敬”（夏天送的贿赂）、“别敬”（离别时送的贿赂）、“年敬”（每年送的贿赂），往下，还得忍受下属官员和其他“官吏”每每甩脸子示威。

所以，当龟县令跟严肃提到典史这个空缺的时候，他也是提了一嘴而已，并没有把话往开了说。龟县令想必是已经看过了严肃写的诉状，领教了他的才干。和他的促膝而谈，也增添了龟县令认为严肃是一个可塑之才的笃定。

严肃受到很多相亲的好评，很多肉麻的话，听得时候久了，他自己居然恍惚相信了。意识到这一点，他也“三省”、“三十省”其身了一番。提醒自己对自己所处的位置有自知之明。

龟县令抛出了这个橄榄枝，严肃回到大车店写这份诉状的时候，突然像开了窍一样，明白了他的潜台词。

之所以显得“愚钝”，还是因为严肃压根也没有往“仕途”这方面想。在一个封建王朝做官难，另一方面，严肃做的一切，并没有把任何的功利当做是自己的回馈。

龟县令还免露不忿地提到了一个下属，严肃记不清他的姓名，但是知道他姓“冒”（冒英奴）。

严肃对自己在龟县令提到这件事之后没有明确地谦恭一回，感到后悔。他显得是一个不谙世事、人情不练达的懵懂青年一样。

谦恭不仅让对方感到舒服，而且也会堵住很多对他攻讦的人的嘴，至少让他们觉得你自己认为“不配”，因此丧失了攻击的火药。

冒英奴是那个和严肃有过节的衙役的同伙。

冒英奴手下和那个衙役手下都有十多个在朝廷没有任何“编制”的“帮闲”，一般追拿逃犯、监视可疑人员、征收税赋等等的临时工。

上一次堵住严肃的马车并且企图殴打他的，就是冒英奴手下的人。因为清朝规定衙役无正当理由不得离开县衙，所以冒英奴张罗了一帮手下的帮闲，给那个衙役送了一个“人情”。

严肃在受袭时没有多想，反而是回到大车店之后，越想越咽不下这口气。就像一个时间已经很久的伤口，最近才揭开，才让他知道疼痛一样。他是外地人，他是无权无势的人——这两点，足以让他们觉得伤害他不会有任何后果一样。

冒家不在江东，而是在离县城不远的一个小山村。由于父母是地主，多有资产和门道，冒英奴稍通文墨，也足以够得着县衙的权力枢纽。冒家和瑷珲原来的县官交往甚密。凭着冒英奴的天资，是无法考得上功名的，所以他也很乐意在衙门某一个差事。他也是奔着典史这个官职去的。

新县令的到来坏了他们的好事。他们编织的权力网络、各种卖好投机，都变得没有意义。

冒英奴也是一个好逸恶劳的花花公子。由于家里多有财资，加上天性使然，他个性倔傲，飞扬跋扈。家里的田地，从来看不到他躬耕的身影，但是，始终对新奇的事物有着永不褪灭的兴致，在担任衙役之前，始终跟一些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混在一起。

如果把他放到清末明初，他可能是一个“革命党人”；如果把他放到20世纪八十年代，他可能是那些穿着喇叭裤、肩上扛着录音机的时尚青年中的一个。

虽然不能称之为“放浪形骸”，但是，冒英奴是那种看不起诚实劳动，总想异想天开、轻松“发达致富”的人。

严肃始终相信，从小就没有接受到充分的品德教育的人，是危险的。

“小恶”不除，必然损“大善”。

恶在一个人心中占据的空间，必然要驱逐善在一个中心所占据的空间。

不论多小的“恶”，对应的必然是在他心中的“善”的逐步泯灭。

换句话说，自大和自私的毛病，和一个人成年之后杀人越货之间，似乎互相没有瓜葛，但是，如果详细考察，也必然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严肃则不然，严肃属于和任何阶层的人都能融洽相处的人。也不是高高在上，让他的同理心泛滥，而是确实设身处地地从这些劳动者的角度思考问题的。

强者接近弱者，比弱者接近强者要更容易。

所以，严肃更加觉得有必要融入这片黑土地，要知道他们所想的是什么，有什么样的诉求和希望。

东北的冬捕有的时候持续到3月份。这种规模和气氛极似农村大集的活动，常常吸引无数群众围观。

第二节初识胜诉滋味，旧县令留下的司法黑暗烂摊子

李玉红和那个他介绍的“客户”周让仙，一个月里有好几趟往大车店跑，探听他们的案子的进展。这种通常县令只是在二堂三堂而非正堂进行“堂审”的小案子，无非是县令召集个把两个师爷和胥吏一袋烟就能当庭判决的事情。不过这种小案子突然在严肃心里变得分量沉重起来。无关乎“仕途”，无关乎个人名誉、好处，而是一旦接手了这些案件，他忽然有了个人厉害与之攸关的感觉。看似很烂的网络游戏，也会深陷其中，因为你已经被分配了角色。李和周的频繁催促，也让他心中过意不去。他是一个欠着别人人情或者别人央求他办什么事都很放在心上的人，不愿亏欠别人。

严肃一面想起李和周急切的面庞，一面又张罗着再跑一趟瑷珲。案件虽小，但是苦主近似哀求的神态，让他不好受。愁苦、穷困，在他们仅仅是青年和中年的脸上雕刻了道道印痕，似乎比家境宽舒的人们脸上下手更狠、更为频繁。穷困和走投无路导致的忧愁，不如说是一种生理反应，不是开着旁人的劝慰和鼓励就能解脱的。

严肃又来到了瑷珲。

这一次，出于龟县令的关照，他们的案子在两三天内就开始了审理。严肃往返于大车店和瑷珲城，安排李玉红和他的“前夫”以及周让仙和李地主应诉。

审理过程极为简单。作为案件审理的依据，清朝律法本应该扮演主角，但是却少见他们提起。在他们审理过程中，第一，少有物证；第二，天理人情儒家礼法是“主场”，清朝律例是“客场”。

天理是能上台面的大道理、社会之伦理；人情无非是不便明说，但是待人接物、善待他人的道理。

严肃因为他的民间身份，不被允许作为辩护人或者苦主代理人身份听审，仅作为旁听人员参加听审。

在李玉红一案中，县令对严肃提出的、针对两匹马如何分配采纳“便利一方生计”原则非常的首肯。虽然看出龟县令貌似把这个点子的功劳归为己有，但是严肃还是心底里暗暗地高兴。

这个原则的取胜，看似毫无悬念，也不是什么重大的战果。但是了解清朝关于婚姻法律的人都知道，“妻”在人格上是附属于“夫”的，“夫”有权休妻，而妻子只能在称为寡妇之后才能再婚。在财产上，也是丈夫独掌财政大权，所以，这个“胜诉”让严肃倍加振奋。

在周士道诉李地主一案中，却进展没有严肃想象得那么顺利。

李地主被传唤进了“三堂”，脸上带着让人迷惑的那种自信的、旁若无人神情。严肃一眼看出，这并不是他对自己的案件胜诉有把握，而是肯定在底下使了银子（可能收的是龟县令的长随），这给了他那种底气。

李地主和周让仙在龟县令的公案前跪下。

龟县令首先命令周让仙呈上自己的诉请以及理由。

龟县令又命令李地主进行了辩护。

龟县令面朝周让仙：

“既然你明知你儿不受管束，为什么不加强措施，使他此后不敢再往李家的羊圈跑呢？俗话说‘子不教父之过’，你儿受伤是他自己跑到别人的羊圈而导致的，为什么把这个罪过归到别人的头上呢？”

旁边的师爷和胥吏都纷纷首肯，作出一副这不是明显你的错吗你还在这里当苦主的神态。

“你的诉状里面又说，李家应该对房梁上的木板没有修理承担责任。你岂不知木板是不动的，动物才是不受管制的。牛犬伤人自然有主人赔偿，木板是不会说话的，它岂能伤人呢？这分明是你的儿子自己不慎，给自己找了麻烦。”

周让仙一时语塞。

龟县令又说道：

“本官念你们是邻居，既然是相邻友好，就没有必要今天这个打官司明天那个打官司，给我们县衙添累。因此，为了督促睦邻友好，也念及李家没有及时修缮房梁造成祸害，我命你们二人分担疗伤费用。”

旁边的一个胥吏，早就按捺不住对龟县令有偏向周家的倾向的不满，插话到：

“龟县令心肠好，但是属下还是认为李家不应当承担责任。”

龟县令以探询的眼神扫视全场，好像是希望有人搭茬，给他支持。

但是，严肃的身份是被严格禁止在审理时发言的。

这正好给了严肃一个机会。

严肃壮着胆子，给在场的人们上了一堂房产主人对他人的“注意义务”的课。

龟县令没有制止，那两个师爷和胥吏以及旁边站着的一个衙役却在各种不断试图制造杂音，取笑严肃不知礼数。

想必师爷和胥吏都是看过严肃写的诉状的。他们肯定也是藏着十八个心眼、憋着一百个理由，要把严肃的辩护驳倒。

严肃看着他们轻蔑的眼神，看到龟县令神情淡定，并没有要他马上闭嘴的意思，就又壮着胆，质问李地主：

“既然你知道周士道每次都跑到你家羊圈躲避，又明明知道这个羊圈木板已经朽坏，为什么不修缮一下呢？”

李地主憋着坏笑：

“我家大的羊圈有十多个，哪一个木板朽坏了，哪一个木板没有朽坏，我还用知道吗？我怎么知道木板砸的是人，不是羊呢？如果是砸的羊，我认了。如果是砸的人，那怪就怪他命不好。人没有砸死，那属于他造化大。我没有追究他擅自闯入我家羊圈的事情，已经不错了。”

“命不好”？严肃听得自己的肝乱颤。

说别人“命不好”的人，往往出于傲慢或者出于无知。如果他“命”比你好，他就逃不了高高在上的意味，潜台词是虽然看你可怜但是抱歉我帮不了你；但是，如果是一个“命”不如你的人说的，至少他还能在情感上给你“一臂之力”，安慰到你。

严肃压制着自己对李地主的傲慢的愤怒。

“你在回避问题。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知不知道周士道经常被父母追打，跑到你家羊圈？”

李地主采取策略性的沉默。

旁边的人已经炸开了，纷纷表示对严肃思路的蔑视。

这时，一个师爷对着龟县令的耳畔轻语了一番。龟县令作出要马上结束此案、当庭宣判的姿态。

严肃这时已经风度啊什么的都顾不上了，大声地斥责李地主：

“龟县令刚刚说的好，既然是邻居，就要敦亲睦邻，这是大清律法存天理促人伦之所在！你明明知道周士道每次都往你家羊圈跑，却不对那个羊圈作出修缮，分明是没有把他当做邻居善待！再说，他这么多次跑到你家，从人情天伦来说，他就相当于你邀请到你家做客的宾客。如果你家木板砸到了你的客人，你不是当然地要承担赔偿责任吗？”

严肃把“注意义务”的论述放到了“天理人情”的范畴之下，因为他知道，在清朝判案，无论现代多么先进高明的法律理念，都需要卑微地向“天理人情”拜服。

龟县令看严肃说的入情入理，就顺势也向李地主盘问起来：

“你是否真的明知周家儿子常常跑到你家那个羊圈躲避？”

因为是龟县令发问，李地主这回没有理由闭口不言了，就嗫嚅地答道：“是的。”

龟县令心里肯定感激严肃给他一个很大的台阶。似乎满堂的人都站在李地主一边，但是只有严肃站到了他一边。

龟县令是举人出身，这是仕途的“正途”，他看不起哪些靠着老子的荫护、别的官员的保举或者花钱买官的人。他当然也看不惯一些表面上恭敬但是打心底里瞧他不上的哪些胥吏、师爷、文吏。这些老于世故、权力执行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虽然并非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抱成一团，但是实在有的时候让一县之父母官显得笨拙，抢走了他的“高光时刻”。

接下来的宣判是水到渠成。周让仙胜诉，李家必须赔偿周家全部的医疗费用。

经过这两场审判，严肃更坚定了自己的判断——龟县令对他另眼相看，而他由于自己的不寻常的身份，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

严肃压抑住自己的兴奋心情，在和县令道别之后，就离开了县衙，回到了他们住店的地方。

但是，由于案件后续需要办理一些必要手续，以及李玉红来到了县城禁不住女孩子爱逛的天性，一行人就打算在县城再停留一两天。

隔天，严肃也在县城逛了几圈，打算更多了解一些风土人情，但是他更多的是想要知道这个即将在世纪之交风起云涌的年代，有一些什么样悄然的变化。

严肃来到了县城最宽阔的一条街。这里是下午的时光，路两侧的小商铺和摊位的叫卖吆喝声不绝于耳，身边有各色马车行人经过。

严肃一心要寻找哪里有卖报纸的地方，没有顾及身边的人群。突然，一声呵斥在平地里炸响：“不要跑！”

严肃一看，两个膀大腰圆的壮汉抓住了一个不断试图挣脱的年轻人，而他突然感觉口袋里的刺绣钱包被人抽走了一样。

两个壮汉（侦拿偷盗犯的衙役）把那个年轻的“小偷”双臂反剪押到严肃跟前。

厉声对小偷说：“是不是偷的他的？”

小偷低着头确认。

一个壮汉对严肃说：

“这位爷，请您跟我们走一趟，做个笔录，证明你的钱包是他偷的。”

对成年男人称呼“爷”，是旗人才有的传统。严肃感到受宠若惊。

清朝东北有不少户口是旗人。这不怪，这也是他们起初崛起的地方。

没想到就在去县衙的半路，两个衙役中的一个让另一个衙役自己一人带小偷去县衙，他自己和严肃有事要商量。

严肃不明其理，就任由那个衙役把自己带到了一处酒楼。

酒楼的二楼一处有屏风的包间，已经坐了三个看神情气质就知道是担着官差的男人。

众人看到严肃就神情庄重地起身欢迎。

那个衙役（名字叫做孙驰）示意众人坐下。

原来这群衙役，是不同于冒英奴的另“一伙”人。都是衙役，但是，不能因为池塘里有几根棍子是弯的，就说所有棍子是弯的。而且，就是因为其他的棍子不是弯的，是直的，必然要遭到弯的棍子的排挤和攻击。

换句话说，这是针锋相对、互相对着干的两股势力。

严肃心里惊叹，我这回来瑷珲真是“来着了”。

严肃自己也知道，既然都已经明面上和冒英奴一伙为敌，那么和冒英奴不对付的那些人，必定会把他当做自己人。

他以前做的一切，都仿佛是已经立下了“投名状”一样。

一番觥筹交错，大家吃的酒足饭饱。严肃的猜测非常准确。虽然他们貌似没有把所有的“底”都交出来，但是距离无话不说已经不远了。

原来，此前的县令姚淼，被调离之后，最近擢升为南方某地的知州。而这个姚淼，和本地黑河府知府属于同年的进士。二人虽然没有见过几面，但是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这样也算是一种臭味相投的“金钱之交”了。在政治利益上，他们互相投其所好，互结同盟。

姚淼此前担任县令重用的冒英奴，因为有新县令的打压，不敢过于放肆。但是现在突然又像翻身了的咸鱼，越来越不把新县令放在眼里。

旧县令任人为亲，贪污国帑，大肆收受贿赂。好好的一个县，被他弄得司法黑暗、乌烟瘴气。现在很多百姓把他们的案子翻案的希望寄托在了新县令身上。但是，可巧不巧的，冒英奴这帮人又突然拿到了尚方宝剑。

这个尚方宝剑，可以说就是冒手里由旧县令题词相赠的一幅画。冒英奴每每拿出这幅画，明里暗里点出他和旧县令之间的“故友”关系。让怀疑他的人闭嘴。

像任何一个童年的时候有很多幻想的人一样，在童年，如果大人欺骗他说水稻像竹竿一样高，草莓像香蕉一样大个，这个世界的所有人都循规守矩，他们也是会相信的，因为他们的眼中世界就可能是这个样子。

但是，正直的人即便是在成年之后“世界以痛亲吻”他很多遍，他仍然相信和坚持善良。

而恶人，用一个似乎不太妥帖的比喻。秦朝时的丞相赵高，蹲茅厕突然对人生和世界有了恍然大悟一样的顿悟。他看着茅厕里面扭动身躯的蛆虫，大概是突然觉得世事和人生不过如此，都是如此污秽。一切的美好，似乎都是虚假的、虚幻的。

善良的人坚信污秽是一小部分，是可以剔除的部分，而恶人大概觉得一切皆是污秽，而善良让他们变得软弱。所以就有了“指鹿为马”。

第三节“软脑壳”案；“孟母三迁”案——风月场所带来的噩梦

这些衙役似乎料到严肃是那种心里藏不住事的人，就一千个叮咛一万个嘱咐，对他说：“我们说的这些事，哪儿说哪儿了。先生不要让别人知道。我们人头比他们少，他们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

这些在冒英奴手下的人，有的确实是冒通过各种手段拉拢、铁定心思跟定他的游手好闲之辈，但是有的则是屈于他的淫威。

瑷珲的老百姓只知道如果出了事，最好落在他们这拨人手里，而不要老在冒英奴这拨人的手里。

平时这帮人逍遥跋扈，骚扰证人、毁灭证据、恫吓威胁苦主。

现在又添了一件恶行——自愿充当老毛子的内线，透露江东六十四屯富户的地址，对老毛子的劫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严肃本以为他们不过是盘剥百姓的好处而已，没想到他们会居然不在乎充当人人唾弃的“汉奸”角色。前者是体制的缺失，是内部的矛盾，后者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严肃以前在职场尝惯了做绿叶衬托别人的角色，不用说这次众人簇拥着他，让他在C位，让他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被抬举的感觉。大家这样“待见”他，可能一是因为他读过书，另一个可能是大家看到他在知县面前受到赏识。当然，不排除龟县令暗中早就策划好了所有的安排。

他走出酒楼，脚步既轻快有有些沉重——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现在不是膨胀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这个蝴蝶的翅膀，是不是能够扇动瑷珲这个地方的风暴，改变一些人的残酷命运。

回到大车店后，由于两个案件的胜诉，严肃兴奋地在房间里踱步了良久。

几个混得比较熟的伙计到菜场买了食材，准备做小鸡炖蘑菇、白菜汆肉，给他接风庆祝。严肃虽然曾经暗自发誓要学会自己做饭做菜，但是总是嫌做菜的流程麻烦又漫长，昨晚才一身的油腻味，等到菜做完，浑身已经吸满了饭菜的油烟分子，肚子已经不饿没有食欲了。这让他总是想起过年过节母亲忙碌做饭到最后才上桌，马虎挑几筷子饭菜就不吃了的情景。

“哎！哎！哎！”伙计老张看到严肃正准备拿菜刀斩小鸡的笨拙样子，赶紧喊停。

“小心剁手！还是让我来吧，大先生！”

老张戏谑地说道。

严肃也没有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冒犯，退后看着伙计们忙活，感觉自己站到那里像一个闲人。

老张是那种能修马车、能给马钉马掌、赶起马车杠杠快、会做饭又能言会道的人。每次站在老张的面前，严肃都觉得自己比老张矮了半截。

严肃总是在心里暗叹，在乡下像老张这样的人，就是生错了地方。

他不由得联想——哪些在社会塔尖上的人物，多多少少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凑齐了，才成就了他们的成功。就拿上985、211大学来说，必备的条件至少包括小时候没有得脑膜炎和其他影响智商的疾病、父母没有离异、上学不会被父母带着在店铺里赶写作业、老师没有因为他一次两次的错误而彻底伤了他的自尊和学习的信心、家里不会条件太好让他失去了奋斗的动力

所以，严肃从来没有看不起那些在底层诚实劳动的人。

“还是老张做的饭嘎嘎香！地道！”

“那还用说！”

老张毫不客气地受领他的夸奖。

严肃看着老张把小鸡剁好、焯水，觉得自己啥也不干就像个白痴，顺手就把锅支好，要倒油煎鸡块。

“哎！哎！大先生，您还是歇着吧！厨房的事我来！”

严肃看着老张生了火，鸡块在油锅里刺刺啦啦又散发出迷人的香味，正想着用什么语言形容自己片刻的“逍遥”生活，突然意识到大家对自己这么的待见的背后，是对他的沉甸甸期望和朴素的拥戴。

回到大车店之后不久，又有两拨人找上门，这次不是起诉，而是出于对原来的案件判决的不满，期望严肃能够为他翻案。

大家苦旧知县颠倒黑白、倒行逆施久矣。新知县上任，加上有严肃这样的助力，他们感觉似乎有翻身的机会了。

第一个案件是一个典型的侵权案。案情简单，但是让案情不简单的是所谓“鸡蛋脑壳”（或者“软脑壳”）理论。

去年夏天天气溽热水稻田需要取水浇灌时期，因为夜间取水被他人截流，原被告之间发生口角并殴斗。原告为杨得财，被告为王礼学。被告是买了几十亩水稻田小“地主”，当晚他只身一人和原告之间对峙，没有占到便宜，嘴唇还被打出血，这让他怀恨在心。一直等到去年秋天，在他打伤并致杨得才致死的前一天晚上，他召集几个乡上的地痞，在自己的院子里面喝酒，策划着要给杨得才一点颜色看看。酒到浓处，王礼学透露杨身上有一处旧伤，他叮嘱这几个地痞下手不要太重，搞不好会出人命。那几个地痞一个说道：

“要教训他就要狠一点，让他长长记性”。

一个说道：

“出了什么事，我们兜着，跟你无关。”

王礼学看无法说服他们，也就不置可否。

他们这番吵吵把火的对话，被邻居家的王寡妇和赵有财听见了。

第二天，王纠集这几个地痞把杨得才达成重伤，由于被打到旧伤，不治而亡。

官司打到县衙，县衙收了王的好处，最后只判王支付杨的烧埋银，其余赔偿要求一概不理。其出具的理由是——王不知道杨身上有旧伤，对旧伤造成的重伤和死亡不承担责任。王仅仅是出于怜悯之心而支付了烧埋银。

案件纠结的地方就是——侵权人是否对由于受害人的“特殊体质”而导致的重伤或者死亡承担责任？

这里需要交代一些法律理论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