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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刘弘的‘皇帝生涯规划’而言,有着无疑伦比的重大意义。
在此之前,刘弘发现自己所面临的,是一个恶性循环的闭环——要想在有生之年内扫诸侯,外征匈奴,汉室就必须加强军备,来提升军事实力。
而加强军备,则需要中央足够富庶,拿包括但不限于铜、铁乃至于钢等材料,为部队军械改良换代;要想富庶,就要鼓励百姓多生孩子多种地,创造更多的财富,可为了不增加百姓负担,又必须要减税,减税又会减少国家财政收入···
简而言之就是:如果想让国家变得富庶,那就要先让中央变得贫穷!
这个死局,在历史上是由文帝咬牙减税,甘愿吞下阵痛;景帝稳定发展,武帝享受成果而得到解决。
但这个方法耗时跨度实在太长,虽然客观上起到了‘国家与百姓一同富裕’的目的,但却耗费了三代人的心血和时间,并且制造了很多新的矛盾。
例如,文帝为了稳定诸侯而在《许民弛山泽令》中,将开矿权从国有开放为私有,诸侯割据势力就在之后猛然膨胀,最终引发了景帝朝的吴楚之乱。
同样是在《许民弛山泽令》的附属条款,即‘过关隘不再需要缴纳商税’的《废关税令》,让天下豪商巨贾遍地而起,土地兼并加剧;刘邦与公元前190年才完成的‘每家每户有百亩田’的壮举,到武帝一朝已经发展到了‘有三十亩就很不错’的局面。
通俗来讲,历史上的刘恒,就像是欠下了一笔名为‘皇统’的贷款,为了还,就去借了一笔名为‘诸侯’和‘豪强’的贷款去填窟窿;再之后,为了还这两个贷款,刘恒又去借了名为‘南越’的贷款···
通过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循环方式,汉室在这过程中慢慢填补了漏铜;但是有一样东西,却自此消失在了华夏大陆···
就像反复借贷会影响信誉一样,刘恒在一次次拆东墙补西墙,以及为后世人称赞的‘演技’,将封建时代的君臣关系彻底推向对立;皇帝和朝臣的关系,从战国时互相商讨,互相研究的同事,乃至于秦始皇和李斯那样的‘挚友’,逐渐演变为文帝之后的君臣猜忌?及致武帝朝时的巫蛊之祸。
诚然?第一次打破秩序的,是以下克上?扫除惠帝诸子的诛吕功勋集团;但文帝刘恒之后的举措?则将这种对立彻底推向不可挽回的地步。
这也算是与历史上的文帝相比,刘弘所具有的唯一一个优势:皇位合法性。
通俗来讲?刘弘现在确实算得上一穷二白,但也绝对没有沦落到文帝那般‘债台高筑’的地步;刘弘完不需要像历史上的文帝那样?为了得到某物?而暂时放弃某物。
《许民弛山泽令》,刘弘还是要用的,只是内容已经被刘弘削减成短短几句话:许民狩猎、拾落地之木!
就这两条,再没有了!
至于别的开矿权、过路费(关税)?乃至于林木的砍伐权?刘弘都打算警惕的攥在国家手里。
至于关税、开矿权乃至于吕后《金布律》的存在,会不会使历史上文景二朝得到蓬勃发展的民间工商业,在这一世得不到长足发展,刘弘也另有准备。
总而言之,对于国家贫弱的困局?刘弘拒绝如历史上的文帝那般,向匈奴、诸侯、权臣乃至于地方豪强妥协?而是以相对强硬的态度,从粮食入手?站队底层百姓。
对此,刘弘做了足够的准备和推演?并和至少五位当朝两千石?商讨了方案可行性。
出乎刘弘意料的是:原本预测中?可能出现的官僚阳奉阴违、魔改法令的状况,在张苍口中却成了‘必不可能发生’的事!
究其原因,张苍的一句话,便让刘弘地视野豁然开朗——现在的执政党乃黄老学,而黄老学的执政纲领,就是:法无禁止则无咎。
在过去,刘弘一直以为这句话就是字面意思:只要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不允许,那即便百姓做了个蘑菇出来,政府也不应该阻止。
在刘弘原本的认知当中,这就是黄老学落寞的原因——这中心思想,看上去不就是光明正大的不作为吗?
如果所有官僚都和曹参那样喝大酒、晒太阳,那谁做事?还谈何中央集权?
但刘弘没有考虑到的是:黄老学,可是能将汉室从建立之初的边地残垣、漫山匪盗的动荡时代,一路扶上国富民强之康庄大道的显学!
能靠着‘无为而治’将汉室动荡的天下平定下来,并在仅仅二十年后,就形成匪盗不生、百姓民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地步,黄老学真会是温和的政派?
或许从宏观纲略的角度来讲,确实是这样——黄老学主体上抗拒改变,完信奉‘维持现状’;但在微观的操作之上,黄老学可不是什么懒惰的学派。
黄老无为的下一句,可就是‘无所不为’!
法无禁止则无咎,也同样暗含着‘只要法律不允许,就必须阻止其发生’的深层含义。
也就是说,黄老学,靠的并非是放任一切事物野蛮声场,才粉饰出文景盛世的太平;通俗意义上来讲,黄老学,更像是‘汉室’这个程序的执行者。
法律没有规定,你做出了一个rpg出来,汉初的官员确实一点都不会管;但只要法律有规定,那黄老学出身的汉初官员,就将陡然变身为秩序的卫道士!
所以,刘弘预想中‘法令不通’的状况,即便不像张苍所言那般在汉初‘毫无可能’,起码也比后世发生的概率小得多。
而刘弘借着粮食保护价,明晃晃为底层百姓战队的举动,同样不会引起太大的舆论和波澜——归根结底,如今的执政党还是黄老学,并非后世那个为地主阶级站队的儒家。
如今学术对皇帝的要求,也并非是后世那句可笑的‘天子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而是《尚书·洪范》中的‘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这让刘弘对未来充满期待,以及无穷的斗志!
别说为地主豪强站队的儒家如今式微了,就连地主豪强本身,也还没有发育成型;无论是舆论还是学术,也都还没有将泥腿子开除出‘民’的行列——这样的时间点,刘弘大有可为!
如此说来,粮食保护价政策的推行,非但不会引起舆论的抵制,冒出什么‘与民争利’的言论,反而还会对刘弘歌功颂德,赢取相当丰厚的民望。
稳定的粮价,在封建社会又几乎与‘稳定的社会’挂钩;光是‘能让社会长久稳定’这一点,就足以让刘弘拼着亏光底裤,也要咬牙将粮食保护价政策推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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