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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不要说按经纬度来计算,各乡村的季节变化时点不同。就是按高度来说,在一座山上,季节变幻的节奏也是不一样的。
时间和地点两维图像所产生的推理结论,根本无法适应这山区的三维地形,在判断时机上,产生了巨大的困难。这就是,重庆山区阴阳师难当的重要原因。
气候多变,计划跟不上变化,所以,人就没有长远打算,过一天算一天,反正不知道明天是天晴还是下雨。或许,这就是巴山人的缺点吧。但这缺点之中,又隐含着优点,就是抓紧时间,赶快把能够做的事情做完。勤劳,是真的。格局就不可能大了,因为长远的东西变数太多,不想那些,干就是了。
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也许是合理的。
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不怨天尤人,天意难测,从气候上就可以看出来。所以,平静地接受上天的安排,只作人事上的努力。所以,四川人,特别是重庆人,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因为他们知道,天命不可测,而人只要努力和勇气到位了,就是英雄了。
这种悲剧色彩,是很可以出戏剧和伟大艺术的。但是在重庆,伟大的艺术即使产生了,也没人欣赏那些大部头,人们没时间。时间、气候和地域上的碎片化,让人们只能在即时性的幽默上,产生艺术作品。
所以,这里的人,说话是讲究幽默的,幽默是临时创造的。这有点像相声中的现挂,是很考验人们的聪明的。《疯狂的石头》中,开关的台词就会让人会心一笑:“狗日的,高科技,无人驾驶。”
这种笑话,在每个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口中,都会听到。
碎片化的环境,要展开宏大叙事,必须有一条不受环境影响的主线。这条主线,重庆人,选择了感情。重庆人的感情,如同奔腾的江水,是很浓烈刺激的。
他们的食物很刺激,调料用得夸张。他们不怕什么禁忌,因为禁忌了也无法保证平安,反正,天气总在变化。他们的语言很刺激,最常用的艺术手法,就是夸张。
当自身命运很大程度受环境的突然改变,让人没有主动权的时候,人们就喜欢把日常的生活与天联系起来,让小事变得高大上。比如我们说一个人,破坏性很强的皮孩子,北方人只说这人淘气,或者说这人皮。但重庆人的说法就很巨型:天棒!
把零碎的东西罗列,并无逻辑,造成一种荒诞的联系,也是笑话的来源。比如,有走江湖卖跌打药或者神药的,这种人在全国都有。
在武汉,同样的码头城市,他要吹的是这个药对哪个病如何神奇,或者说自己以前得了某病,到处无法医治,得了这个药,才治好的。中心思想稳定,就是有特效的意思。讲故事也罢,说效果也罢,反正有思路有脉络,大家也好理解。他们的套路是,摆事实讲道理,让你不得不信。
但重庆的跑江湖的人,就不这么说。他所展示的是一网打尽的全面性。罗列大理不相干的东西,你虽然听起来像假的,但在气势上,你又有点愿意相信。说到激动处,声泪俱下,让你不忍心不相信。
他说药效时:“我这个药,专治跌打损伤、五谷痨伤、风湿麻木脚转筋,头昏脑花眼睛胀。头上生鸡眼、脚底长脓疮,伤风三日皮肤痒。”你听听,这是专治吗?万金油也没它厉害。
要说用法时:“我这个药,不酒泡酒无酒泡尿,无酒无尿可以干嚼。”这基本上是只要进嘴就行。况且泡尿连进嘴都难。观众一听笑了,冲他的幽默劲和卖力的表演,不给点收看费都不忍心。
要说价钱:“我今天不是来赚钱的,各位师傅大爷,初次来到这大码头,我这里有礼了。俗话说,兄弟药好不好不要紧,伸手不打送礼人。我先给的人,权当是送礼,不赚钱,只要你给我扬名。当然,有大财主有大善人,可怜兄弟风吹日晒,要给两个稀饭钱,我也在这里作揖问安,拜你老人家。祝你老人家一帆风顺、四季发财、五谷丰登。”
凡此种种,你不是在买药,你是在买同情买恭维买娱乐买那一种高兴劲。重庆人实在,凡有几个过路的,无聊的或者身上有点闲钱的,总得打发几个。这个是以卖药为引子,完全是小品演出,收的是个艺术钱。
每个人都需要艺术,只要他吃饱了。但巴山人对艺术的要求是,必须简短,没长时间欣赏。短短的时间里,你必须催泪或者逗笑,要不然,没人有功夫细看。这如同春节联欢晚会的语言类节目,100秒内观众没有大笑,这节目恐怕是上不了台。
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感情也是第一位的。四川的袍哥多,而巴山的袍哥,更是混入了每个地方的生活。袍哥人家,绝不拉稀摆带。人与人交往,讲究的是个情义。
大家对积累财富之事,大多不抱有很大的希望。第一是因为,在这恶劣的环境中,也就是说作为农耕社会比较难以耕作的地方,积累财富的难度太大,所以大部分人不抱理想。第二是因为,在这气候地理人事巨大变化和碎片化的地方,财富也容易流逝,况且碎片化,导致土地和资本的兼并很困难,始终在经营上,属于小块积累小本经营小打小闹的阶段。
这种情况,有古代有点像小农经济,在现代,有点像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都没有发展到中原地区剧烈兼并的状态,也没发展到垄断资本一统天下的状态。
这种自由竞争的状态,除了因为贫困外,更重要的是碎片化的原因。它使人们在经济上的等级制度并不明显,所以社会上的等级制度也就不厉害。人与人相对平等的状态,在这样的环境,是可以产生和延续的。
正因为人与人交往的大致平等性,导致规则的一致性。讲义气讲感情,就成了大家公认的传续下来的交往规则。
在中原地区,人与人交往的规则是“礼”,但这种规则是没有多少一致性的。因为对象不同,所给予的礼的等级也是不同的。原因很好理解,中原地区与中央政府近,等级管辖是严格的,所以规则也就分等级了。更重要的是,在几千年的朝代变换中,虽然屡有王朝更迭,但经济地位总是少部分人兼并着大部分人的财富,造成了世代贵族和世代贫民,唯有科举一途,可供少数人摆脱阶级圈层。
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孔子当年制订礼时,是参照周朝的规则制订的。周朝是典型的奴隶制社会,等级相当分明,礼分对象等级而差别极大。好处是,社会管理有秩序有阶梯有规范,便于国家管理和人与人之间各安其位。坏处是束缚人的阶层上下流动,抹杀了社会积极向上的创造力。
还有一个坏处,就是在很多时候,变得与感情和基本人性相背离,让人很不舒服,生硬地剥夺了幸福感。
比如孔子最喜欢的学生颜回去世了,他箕坐于台阶上,已经有因感情迸发而失礼的先兆,学生们以为,老师要做一个真性情的可爱的老头时,老头却因礼制的束缚,把自己搞得很痛苦,把学生搞得很尴尬。
学生们在给颜回办丧事时,请求借孔子的车一用,孔子虽然感情上非常想借,但他以礼制的理由拒绝了,因为颜回不够级别。
重庆人遇到这种事,就不这样考虑。只要感情到了,穿一条裤子都行,车子算什么?
巴山人生活已经够苦的了,为什么在感情上还要亏待自己?谁知道明天下不下暴雨?今天天晴,就让我们欢畅一回吧。
有酒不饮空归去,洞口桃花也笑人。
好就是好,喜欢就是喜欢。坏就是坏,讨厌就是讨厌。老天爷已经压抑我们好久了,现在就不要压抑自己了。莫做那一本正经的样子,装什么装?
不要跟我说大道理,我没见过也听不懂,更不喜欢,好像你要做什么大事似的。你只说,现在要得不要得,巴适不巴适,就行了。
这种及时行乐的思想,与命运的不确定性有关。
李白就是这种思想。“况人生若梦,为欢几何?”他还写到:“主人何须言少钱,径须沽酒对君酌。五花马、千斤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乐同销万古愁。”
在四川还有一个苏轼,他也是及时行乐派。但他的行乐更高一个层次,那就是最艰苦的地方,仍然可以找到快乐,只要你有行乐之心,只要你没死,那我就要娱乐致死。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为什么这么潇洒?因为在四川人看来,只要人活着,就没有什么困难。
困苦,又不是没见过。蜀道难吧?李白还不是仰天大笑出门去?命运是老天爷安排,快乐是自己体会。
何况,你给我带来了快乐,比送礼还好,这就叫:人对了,啥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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