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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的那些品牌,手机摄像头都是外国进口的,他们也没能力改性能。就是外国搞摄影器材的,也没听说哪个设计出专门针对黑人的相机,难度太大了,况且,太高档太贵的东西,非洲也消费不起,基本不可能。”
接下来的几天,嫂子的事情也办得差不多了,她算是正式成为义务的一个商户了。她不仅成了王班长在非洲贩运的大本营,也给老家的商户发货,看她雄心勃勃的样子,我在想,当年,我岳父母在义乌时,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呢?
中国的这一轮改革开放,解放了农村和小城镇的劳动力,他们在拼搏在奋斗,在曾经贫穷的记忆里,挣扎着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这里面,有多少辛酸和努力,多少汗水和泪水,是他们拉动着整个中国经济的列车,奔跑前进。在这个过程中,那些保守的、懒惰的渐渐落后于时代,靠愤世嫉俗自我安慰,靠埋怨政府打发时光。但聪明的,或者不那么聪明但肯干的,总是一点一点地在改变自己,这些人,也在改变中国。
古人讲,富不过三代。在今天,一个人一生三贫三富的事情天天发生。富过两代就不错了,在温州和义乌的见闻,让我对这一点体会更深。
在和妍子拜望的长辈中,大多数都成功过,也有人失败过,但我更多关注的是他们的子女。有的比父辈更努力,更成功,有的,在父母没有退休的情况下,就堕落为败家子,父母靠汗水和泪水挣下的家业,被他们迅速败光,有的人甚至到了吸毒和坐牢的地步。
王班长集齐了货,又开始了他非洲的贩运之旅,我和妍子也回到了温州。
刚回温州,就接到一个大消息。李茅电话:“庄哥,我们公司上市成功了!”
他终于成功了,这是他的奋斗目标,也是他们这一代理工男的理想。他们,代表着中国另一批人。如果岳父母他们吃的是改革开放的红利,凭借胆量和辛劳而打下一片天地,他们当时的创业是被逼的,只有硬拼,才能改善生活。但到了李茅他们这里,就完全是有目的地创新和创业了。他们不单是为了改善生活,而是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他们靠的不单是拼搏,更多的是技术和能力。这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巨大新动能,科技进步,这是第一生产力。
当然我关心的不是这个,我知道,他们迟早要上市,他们尽早要发财。我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啥时候办婚礼?”
“就本月,哪一天都可以,我们不能再等了,再等,小苏的孩子都要出来了,就在北京。你必须来,庄哥,时间帮我算一下,这是硬任务,我要黄道吉日。”
这倒是个大任务。不管所谓吉日是不是灵验,但我必须倾注心血,这是我好朋友的婚礼,我得找出最好的日子。结果,就在下周六,就是好日子,但我不知道他准备来不来得及。
给他电话,他说到:“肯定来得及,庄哥,其实我和然然早就等着这一天了,啥都准备好了,房子都装修了快一年了,就等公司上市,我们就办,还有什么准备的呢?”
他还是年轻了,请客、订酒店、安排当天仪式,哪有他说的那么简单。“李茅,不要瞎激动,你不知道,过程复杂得很。你也别慌,我跟妍子很快就来,帮你打点。”
和妍子商量后,我安排好温州的事情,就订了第二天的机票,和妍子赶往北京。由于事先没跟岳父母打招呼,等我们到北京家的时候,他们还大吃一惊,以为有什么事。
我们只不过来京给朋友婚礼帮忙,他们这才放下心来。
我和妍子还有小苏两口子,约好碰头,一起研究了婚礼要请的客人,安排住宿,当天的仪式,安排车辆等一干事例。由于我和小苏是过来人,安排起来也轻车熟路,分工也非常明确了。随后,我们就进入了喝酒程序。
“李哥,不是我说你们,要是公司再晚两年上市,你们就一直拖下去?这不把你们双方父母急死?”
“不就是要孩子的事吗?我和然然不老啊,不急不急。”他一说到孩子,我就看见小苏给李茅挤眼神,李茅明白过来,打住了。妍子在场呢,不触动敏感话题。倒是小苏反应快:“妍子,我们庄哥欺负你没有呢?”他这明显是岔开话题的办法。
“他老欺负我,怎么,你们要帮我打抱不平?”
小苏笑到:“这事没啥,妍子,习惯了就好。我长期被他欺负,不也习惯了?怪好。”
我说到:“小苏你不讲良心,我那不叫欺负,那叫保护,吼你两句就欺负了?没打你,算不错了。”
李茅突然冒出一句:“据目前情况,庄哥有家暴倾向。”他这一本正经的瞎说,把我们大家都逗笑了。
我也得调戏李茅两句:“然然,李茅说的家暴,你不要怕,现在有家暴的,通常是女生对男生家暴,你对李茅使用拳脚是应该的,李茅对你,借他十个胆子,他敢?”
本来这是个笑话,妍子当真了:“真的,然然,前两天,庄哥那个王班长到浙江来,他真的怕他老婆家暴,他老婆我熟悉,长得漂亮,性格火爆,做起事来,那真是女汉子,怪不得王班长怕他。”
小苏突然问到:“你说的是哪个王班长?”
我反问:“你开的车,还有哪个?”
小苏突然一拍脑袋:“哎呀,这是个恩人啦。他不是在非洲吗?怎么又跑到你那里去了?”
我把他在非洲搞小商品买卖的事简要介绍了一下,再把他夫人到义乌的情况也说了。当然,我没说电视转播装置的事情,这是王班长交代了的。李茅和小苏虽然是我的好朋友,但我对王班长答应的事,是绝对不能随便破坏的。这就是朋友是朋友,但彼此有界限。
我想起在北京当经济学培训班时,老师讲的一句话:“我们经济学家,是研究边界的。”
其实,人与人交往,也是有边界的,别说最好的朋友,就是面对自己,也有不敢随意触碰的内心。
我突然想起来,我们的手机的事,联想起王班长所说的事,觉得可以探讨一下。
“王班长倒是给我提了个思路,关于手机的,我觉得有投资价值,但不知道能否实现。”
听我这一说,不要说小苏李茅,就是然然,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因为她对涉及投资的任何事,都感兴趣,这是她的专业嘛。
“手机主要是通话功能,这在全世界都一样。现在还有个功能运用得比较普遍,就是照相功能。我们过去开发的手机,主要是在游戏功能上打了个先手,赚了点钱,但在国内高手如云的市场内,赚钱效应很快就被大投资所淹没。在非洲,正是中低端手机的市场,如果我们能够解决好照相的问题,那不又是一个赚钱的机会?”
“照相问题,照相有问题吗?”然然这样问,显然她是特别关注了。
“对于我们肤色的人来说,今天手机的照相功能是没问题,但对于黑人来说,问题大了。”我刚说完,妍子就把话接过去了,她把那一天我们在五张相片上找两个人的经历,给大家复述了一遍,最后说到:“在黑人脸上找黑东西,你看得出差别吗?”
大家哄笑一阵后,小苏的夫人问到:“以王老板这样精明的人,难道他没想到这一点?”她这样问是有亲身体验的,她原来就是王班长培养出来的员工,王班长的精明她是见识过的,所以才有此一问。
为回答这个问题,我详细解释了相机的制造和设计方面所了解的知识,以及国际上照相器材及镜头的现状。最后我总结到:“目前国际上没有人专门研发对黑人分辨有帮助的器材和镜头,估计也没人有动力研究,花费昂贵地研究器材,出来后黑人又买不起,有商业价值吗?”
大家陷入短暂的沉默,整个过程中,李茅一直没有说话。突然,他一拍桌子,吓了我们一大跳。
“器材上不能改,处理上可以想办法啊。”李茅这句话出来,更是让我们吓了一跳,难道他对此有办法?
“怎么讲?”我问到。
“我刚跟然然照过婚纱照,我知道,他们都会把照片进行处理的。一张原始照片出来后,在电脑里,可以把脸修瘦一点,把皮肤修白一点,可以改变对比度,也可以改变量度。这跟电视机调亮度和对比度是一样的,这就叫处理。”
小苏的疑问来了:“你叫广大没有专业水平的非洲黑兄弟,自己来处理这东西,是不是难了点?”
“肯定非常困难,但是,我们可以事先在手机中设置程序,按一定规律自动处理啊,出来的照片是处理后的效果,不是行了?”李茅继续说到:“这其实在技术上并不难。”
我和小苏,包括然然、妍子、小苏的夫人,都振奋起来,难道这么复杂的问题,就这么简单吗?
“我们的手机品牌有机会了。”李茅说到:“我们设计一个软件,预装到手机里,按黑人的基本肤色,从亮度和对比度还有色彩饱和度上下功夫,自动调整相片,让黑人间的颜色、亮度区分更明显,这不就好辩论了?他们只知道改变相机,我们其实只需要改变显示,就解决了,成本又低,我找人,一个月就可以做出来,先打出去一批,让那个王班长帮忙试销,如果效果好,可以边销售边改进,推出系列型号。如果成功,王班长就是非洲总代理,我们的手机品牌,岂不是在非洲又有了第二春了?当然,前提是,抢占先机,让这个在国内品牌认可度不高的手机,在非洲一开始,就占满市场,让新的竞争者知难而退,因为我们先入为主,对不对?”
妍子问到:“那得多少资金呢?”
然然说到:“只要前期效果好,资金根本不是问题,一两个亿是融得到的。”
“那是个大生意啊。”这句话几乎是我跟小苏一起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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