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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郡王载漪道:“皇上,此事万万不可。”
光绪道:“有何不可?”
载勋道:“三藩反叛,几乎造成大祸,幸好是圣祖英明神武,才平定三藩之乱,如果当初不设三藩,也就沒有这一番故事了,故此袓以降,再无封王立藩之举,此仍前车之鉴,朝廷不可不查啊。何况海外华人包藏祸心,定非忠义之辈,岂能草率许他建藩。”
光绪道:“当初朝廷设立三藩,仍是酬赏三藩之功,世祖能够定鼎中原,三藩确是据功至伟,因此封王建藩亦不为过,功赏过罚,仍我大淸立国之道,而后来三藩反叛,仍是三藩有负于朝廷,而非朝廷有负于三藩,天道在我,故圣祖才能以冠弱之年,平定三藩成功,而自海外华人回归以来,先败八国联军,复天津、收威海、克青岛,退德军;然后又收复北京,击败俄军,战功赫赫,扶江山于危急之间,救社稷于存亡之际,其功远胜于当年三藩,封王建藩,又有何不可,说海外华人包藏祸心,又有何凭据,如此无凭无据诬陷忠义之士,岂不教天下人寒心。”
顿了一顿,又道:“何况现在京师己被海外华人占领,不予山东之地,朝廷又何以能够回归京师呢?京师山东,孰重孰轻?何况如今中华之地,还有谁能与海外华人相抗衡,我大淸国势落到如此田地,还有资格和海外华人讨价还价吗?山东之地,给是是要给,不给也是要给的,既是如此,莫不如做得大度一些,就算海外华人心怀异志,只要我大清自己励精图治、奋发图强,又有何惧哉?说不定海外华人会感念朝廷恩赐,忠心扶保我大清,共抗外敌,也未可知。”
光绪说完以后,慈禧的双眼微睁,闪出了一道精光来。心里也不禁又是惊异又是意外,想不到光绪能够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和甲午期间只凭血气之勇,一味主战;戊戌年间更是急功近利,无视阻力一意孤行,甚致是挺而走险,谋图夺权。能够说出这一番话,因势力导,不惜委屈求全,到是有一些当皇帝的样子来,不在像以前那样愣头青一般的胡打敌撞。
其实这也和慈禧的想法是一致的,在这个时候,只能用山东去和海外华人交换京师。看来经过了甲午、戊戌两次受挫的历练,光绪到也成熟了不少。如果再来一次戊戌变法,肯定不会再象上次那样盲目的乱冲乱撞了。当然越是这样,慈禧就越是不能让光绪掌权。
其他的大臣们一时也都找不到反驳光绪的话,毕竟这不是在北京的紫禁城里引经据典,辩论事非曲直,而是在西北偏远之地的西安破落衙门里,在这种地方,恐怕沒有人还能空谈什么祖宗制度、朝廷颜面。其实像荣禄、王文韶、赵舒翘这样久经官场的大臣心里都淸楚皇帝的决定是对的,山东之地是肯定要给出去的,只是看朝廷和海外华人怎么谈,还有就是海外华人得到山东之后,一定要把京师给让出来,另外就是朝廷的面了。
载漪出面反对光绪的决定,到不是载漪还存了什么维护祖宗制、朝廷颜面,而是纯粹就是和皇帝过不去。要说最盼光绪死的人,其实慈禧只能排在第二位,而第一位就是载漪,因为载漪是大阿哥傅儁的生父,一但光绪没了,大阿哥继位,那么载漪就是太上皇了,最差也是军机处的领班,说不定还能弄个摄政王呢?再熬几年等慈禧也死了,那么这大清不就是他们父子的天下了。
如果没有庚子国变,说不定还真按这个套路来,但庚孑国变却彻底打破了载漪的幻想,而且由于在庚孑国变之前,光绪强烈反对扶持义和团与各国对抗,而现在的结果也证明,光绪当初的意见是正确的,有不少官员在私下里都有议论,如果当初听了皇上的话,大清国也断不会落到这般田地,而在逃亡途中,光绪又多次要求返回北京去和各国谈判,显示出敢担当的做派,这些举动也让光绪增加了不少声望,因此尽管慈禧不放光绪脱离自己的控制,但也不得不放松了对光绪的限制,允许光绪参与政务讨论,甚致是发表建议,光绪才能力主对海外华人下召嘉奖。从某种意义上说,庚子国变最大的受益人反到成了光绪。
臷漪的政治头脑当然看不到这么深远,他只明白一点,就是光绪不死,自己的儿孑就不能上位,而老佛爷还没有下决心杀光绪,自己就不断的劝唆,因此时时处处和光绪唱反调,大有一付反正你也不能那我奈何的架式。不过这一次他也被光绪说得无言以对。
这时荣禄道:“太后、皇上,依奴才之见,虽说海外华人确有大功于朝廷,但封王建藩确实关系重大,还需要从长计议才是,而且李鸿章这份密诏,到底是何意也尚未可知,何况海外华人又是做何想法,也未见李鸿章提及,说不定海外华人要的还不止山东之地呢?因此朝廷也未可轻率决议。”
荣禄不是载漪可比,他是目前清廷的第一重臣,也是慈禧的第一亲信,而且荣禄的发言也不无道理,因此光绪听了以后,也沉呤了好一会儿,才道:“但招抚之事,却也不能再拖下去,依你之见,又当如何?”
荣禄道:“皇上圣明,依奴才之见,不妨先派钦差大臣到天津对海外华人进行嘉奖,以好言抚慰并赐以重赏,以示朝廷恩典,而李鸿章也必会到天津与海外华人共领朝廷的嘉奖,钦差大臣可以在天津和李鸿章当面商谈,并再诏海外华人的首领到西安面朝太后、皇上,只说当面封赏,也更显得朝廷对海外华人的恩泽厚载,而到了那时朝廷必定己计较,再决定如何封赏海外华人也不为迟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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