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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的两股新政治势力之一是新贵派,代表人物是醇亲王载沣,他也是光绪的胞弟。现在载沣进入军机处己经近两年了,由于有慈禧的扶持,而载沣本人的表现也算可圈可点,虽然没有大的出彩,但也没犯什么错识,而旦现在己经建立了一个以醇亲王一系的亲属人员为主的班底。
当然载沣能够被慈禧选中,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出众的能力,主要是他的嫡母是慈禧的妹妹,而妻子是荣禄的女儿。因此在私下里也有人传言,慈禧这是在准备光绪的继承人。虽然在庚子国变之后,慈禧己经放弃了废除光绪的打算,不过光绪一直都没有子嗣,虽然还算年轻,但身体一直多病,准备一个继承人也是完全应该的,而当年光绪继承同治的帝位,也以弟及兄,而且现在局势复杂,清廷虽然稳定下来,但国家需要一个成年的君主,载沣是光绪的亲弟,选他做光绪的继承人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另一股势力则是清流派,代表人物是瞿鸿禨,还岑春宣。其实清流派在同光时期,一直都是清廷的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以“勇于言事、标榜风节、经世匡时” 标榜自己,而当朝廷主要是利用清流派来制衡洋务派,张之洞、张佩纶都曾是清流派的重要干将。不过清流派大多都是好为空言、不识时务、眼高手低之辈,因此要么是像张之洞这样转为洋务派,要么像张佩纶,彻底告别官场。
其实瞿鸿禨和当初那批清流派没有什么关系,他是在庚子国变时随慈禧太后西逃,忠心耿耿,又承担了撰旨之责,因而深得慈禧太后的赏识,在归京之后很快就进入军机。不过瞿鸿禨是这时清廷十分少有的清正廉洁官员,其个人操守,足可以与包拯、海瑞相比,但这样的人往往的自诩清高、而且具有一种使命感,对看不惯的事情都会直言进谏,丝毫也不留情面,和早年的那批清流派确时有几分相似之处。
慈禧也有意把瞿鸿禨打造成新的清流首领,因为这批人虽然干事不行,但骂人却是拿手,因此在必要的时候,确实很好用。
这一次军机处的变动,这两派都没有什么损失,各有一人在军机处里,因此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是慈禧倚重来平衡朝政的重要力量。
还有一个派系就是中立派,代表人物是李鸿章、张之洞,还包括早一步退出军机的王文韶。这一派的特点是都是官场的老油条,而且为官多年,威信素著,本身就极有影响力,倒向那一派别,那一派别就会声威大振。当然他们也不会轻易的偏向某一派别,而是和朝廷保持一致,由于他们都是老于世故,并精通为官之道,因此对朝廷动向的预判都十分精准,往往也成为带动大部份官员倾向的风向标。
慈禧的手腕说起来也简单,就是利用实权派做事,用其他几派系牵制实权派,并互相掣肘。而越是简单的道理,就越是体显慈禧把政治权谋己经玩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而新的军机班子组建之后,刚刚进入军机处袁世凯立刻上奏朝廷,请求派官员出国考察其他国家宪政,为中国的立宪做准备。
原来日俄战争虽然还没有结束,但这时日本己经取得绝对的优势,而且在战场上取得相当辉煌的胜利,在中国的媒体舆论看来,日本蠃得这场战争,己经是稳操胜券了。
但总结日本能够战胜俄国的原因,中国舆论基本都归结为是立宪政体对专制政体的胜利,因为日本是立宪国家,俄国是专制国家,立宪国家对专制国家的战争,立宪国家一定胜于专制国家,因此中国想要富强起来,就必须立宪。有的媒体把华东政府也拉进来,说华东政府也是实行立宪制度,才能在庚子国变期间击败八国联军,可见立宪强于专制。
其实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几个中国人能够把立宪政体的本质弄清楚,更是没有把日本战胜俄国的根本原因搞明白,日本能够战胜俄国,和两国的政治体制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至少不是主要原因,而且严格来说,日本也不能算是标准的立宪国家,而俄国的专制程度,其实也比清廷好得多,而华东政府的制度更是和立宪政体风马牛不相及,不过华东政府也并没有作解释。
于是从1905年初,在中国就形成了一股要求朝廷仿效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之国的舆论风潮,包括相当一部份地方督抚大员、士绅、乡贤,驻外使臣等也都上书朝廷,要求立宪。袁世凯的这个建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
而袁世凯的这个建议,也在清廷引起了极大的争议,首先是在军机处里,除了庆亲王支持袁世凯之外,张之洞不置可否,其他5个人全都反对,由其是世续、那桐直接就和袁世凯吵了起来。虽然这个时候的中国人并没有把立宪政体弄清楚,但还是了解一点的,立宪和原来中国政治制度最大的不同在于限制了君主的权力。但对中国这样一个施行了数千年高度专制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颠覆性的改变,肯定会引发极大的争议。在某些官员,由其是满族官员看来,这简直就是大逆不道,足可以抄家亡门了。
其实袁世凯提出这个建议,是有自己的考量。袁世凯能够发迹,戊戌政变是一个关建点,在戊戌的关建时刻,袁世凯选择投靠到慈禧这边,为自己日后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过在袁世凯飞皇腾达之际,也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就是得罪了维新派、得罪了光绪,逃到海外的维新派更是将袁世凯视为维新的叛徒,变法失败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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