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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田制不是曹操首创的,西汉东汉都有,这是春秋战国时赵国首创,刘邦和刘彻为了防御匈奴而在边地施行,东汉引入中原,屯田的对象也从服役农民转为罪犯和囚徒。
此时汉末,曹操也不是第一个实行屯田制的,汉阳太守傅燮便早了十年,公孙瓒也在生前实行屯田,得到了大量粮食。
<div class="contentadv"> 但曹操却是将其和奴隶制结合玩出了花,其治下屯民并没有编户齐民百姓的公民权利,所以可以被曹操随意分配处置。
这是一套以人质胁迫为核心要义的“士家制度”,屯田兵被称作“士”,其子孙被称作“士息”,其妻称作“士妻”,其家就称作“士家”。
只要做了“士”,就世世代代不能再做自由民,子子孙孙都是曹魏政权的兵奴和农奴,而且,士的妻子儿女,会被朝廷当作人质,集体控制在他处从事劳作生产。
曹操同时制定了严厉的《士亡法》,若有屯田民逃亡,朝廷会杀死他们的妻子儿女,严重者可以灭族。
所以曹操的士兵战斗意志并不弱,毕竟自己战死,虽然妻女会被分配他人,但起码能留个后代,但如果自己逃走的话,不仅妻女,全家老小都会完蛋。
这一列的举措,让曹营的兵士打起仗来如同疯狗一般,除非曹营将领发话退走,否则其战死大半都不敢后退,这也是袁熙极为头疼遇到曹军的原因。
后世蜀吴也实行了屯田制,但效果远不如曹操做的好,就是不如曹魏做的如此绝的缘故。
所以天下诸侯在面对曹操的时候,无论从兵力动员和粮草准备上,都比曹操吃力不少,因为大家普遍使用的都是汉制三十取一的税赋,即使被诟病为穷奢极欲的袁术,最过分的时候也不过十取一而已。
并且曹操不仅对屯田户下手,还修改了编户齐民百姓的赋税,“及初平袁氏,以定邺都,令收田租亩粟四升,户绢二匹而绵二斤,余皆不得擅兴,藏强赋弱。”
四升粟在正常年景,和三十取一的比例也差不多,但这个税的重点,在于绢二匹绵二斤上。
作为汉末货币崩溃,用来以物易物的等价物绢绵,一匹绢约等于二千钱,而一石粮食正常价格是三十到八十钱,而汉末生产破坏,亩产一石是常有的事情,这两匹绢最初价格折算,一户也要拿上百亩土地的收成相抵,当然,也可以自己纺织冲抵,但算下来的数目,也是极为繁重的。
这还只是附加税赋的冰山一角,还有各种附加的杂税,虽然魏书并没有写具体内容,但从吴书中却能推断出一些。
据吴书记载,吴国有米布等几十种杂税,而且写明这种做法是照搬曹魏的屯田和九品政策的,零零总总加起来,农户十份产出,能留两份就不错了。
不仅如此,税赋之外,一应徭役皆不能免,曹魏修建工程很多,尤其是为了征伐蜀吴一直在开挖河道,百姓家中的劳力更加捉襟见肘,
最后一点,曹魏不分田。
华夏历代王朝开国,皆有针对无地农民的分田,偏偏曹魏做了,均田制度,按户收税,定额税制,像极了唐朝末年租庸调制崩溃的状态,偏偏这就是曹魏开国的状态,所以司马氏篡魏,并没有遇到多大阻力,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曹魏自己作死,从士族到百姓,皆是不得其心。
后世刘备携民渡江,民众逃难死亡率是很高的,遇到灾害气候,几百里的路程就伤亡过半,但即使如此,百姓也要逃离曹魏治下,就很说明一些问题了。
汉末有的诸侯所有的苛捐杂税记起来,可能有收取过半的,但曹操是基础税赋一半在基础上附加苛捐杂税,最后留到百姓手里的寥寥无几。
这才是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真相,这种税赋下,谁还能吃几年饱饭,有余力养鸡?
之后晋朝废除出屯田制,采用了占田制度,士族大规模侵占百姓土地,其风头比汉末更甚,但百姓反而对此没有过多怨言,实在是拜曹魏的屯田制太不得人心所致。
袁熙虽然明白这种现状,也知道只要撑过去这几波,曹操就会进入衰落期,但多久衰落到败亡,到底是几年和几十年,他也不知道。
于是在这期间,他要想法顶住曹操的攻势,同时给对面放血,作为并不太懂经济学,尤其是无法完全结合汉末生产力想出更多有效应对之策的他,只能将希望寄托于诸葛亮身上。
毕竟从后世来看,蜀国虽然后期有些穷兵黩武,但经济已经算是三国之中最健康的了。
并且相对魏吴上层奢靡,百姓受苦尤甚,诸葛亮治下的蜀国官员生活相对简朴,和民众差距并不是很大,这也是袁熙欣赏诸葛亮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合上面前的书简,揉了揉眼睛,感觉有些疲惫,便站起身来,往外走去。
到了中庭,袁熙下意识往大小乔屋子方向走去,走了两步才发觉不对,便停下脚步。
前日他来到寿春,从披麻戴孝的大小乔那边得知桥蕤已经去世的消息,当时只是安慰了几句,并未深谈。
如今袁熙想着去问问桥蕤生前留下了什么话,但一想吕玲绮已经过去了,两边最近都新丧父辈,想来两边虽然能互相开解,但必然是眼泪梁梁,悲伤不已,自己实在不适合过去。
他再定想了想,便往冯氏房中行去,袁术的事情,早晚要让冯氏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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