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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而言之,制度是权力与势力的对抗,权力是制度赋予的能力,势力则是不能进行制度化的能量,比如个体的武力、人脉以及对各种社会资源非常规的占有。
广而言之,制度是公心与私欲的博弈,对秩序的守护和利己主义的抗衡与妥协。
三省六部之所伟大,在于这一套制度有着极为完善的权力分配系统,同时又保证了制衡与博弈的程序空间,组织内部环环相扣,各自发挥又互相钳制,并不存在某一环节的独大与霸权。
从这一点而言,华夏先民在制度的探索中真的是有一种早熟的智慧。
但制度也有一个问题,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事物,是由人创造出来,约束人的行为且由人所执行的准则。且不同的制度一旦执行起来,便会无可避免的产生制度成本。
三省六部制度完善且周详,这是它的优点,同样也是它的缺点。
其内部环环相扣的结构想要完全发挥作用,就要确保每一个组成部分都能充分发挥其效能,而彼此间的制衡过于细致,由此产生出来的摩擦与掣肘将会是一个惊人的数量。
这些制度成本所产生的内耗,有时候甚至远远超过制度运行所带来的收益与回报。
像后世某一政权制度颇多拥趸信徒,方方面面论证其优越性,唯独不言这套制度所产生的成本消耗是需要全球供血。若没有足够的补血能力,自己都要玩崩,更不要说圈养爪牙喉舌。
所以大唐的三省六部制度虽然完善,但真正的执行时期却并不长久。
尤其是在中古时代的背景下,过于完善的制度建设本身就是一种自我限制,并不能适应国力增长与扩张所带来的新的变量,对于志向雄大又有足够执行力的帝王而言,是很难忍受繁琐的程序过程。
因此早在贞观时期开始,作为最高决策层面的三省便发生了改变。
到了开元年间,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并不是将简单的中书、门下两省合兵,而是中书门下这个机构直接凌驾三省之上,三省职权合归于一。
李潼并不是一个坐享其成的太平君王,而是临危受命的大唐皇帝,他对三省职权的凌越程度就更高,甚至就连政事堂都沦为附庸,不再是朝廷行政最高的决策机构,宰相们少有相坐论道,更多的是拜受制令、加以执行,对于圣人的制约几乎没有。
这样的政治生态也不是他要刻意营造,而是他本来就是从行台霸府基础之上组建中枢朝廷。
在当时风雨飘摇、诸多动荡的大唐国情之下,再去追求程序上的正当性无疑舍本逐末,托制兴霸、一言独裁才是让家国快速走出泥沼的最有效方式。
当然,前提是他能成功带领大唐中兴,如果玩脱了,未来的他也将会是一个宗室藩王弄权用威、祸乱家国的典型。
李潼虽然是一个霸权皇帝,但并不意味着他不需要制度维持。
一则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就算他勤政不怠、事必躬亲,每天又能处理多少政务?二则他的模式具有一个不可复制的特殊性,大唐政权总需要一个平稳的维持与过度,便需要制度的约束与管理。
但是作为一个强势的帝王,本身又充满了各种治国的想法与尝试,一个职权分明、相互制约的完整三省六部对他而言就是一个灾难。
他需要的是一个高效灵活的执行系统,而不是一个思路各异、理念冲突的决策团体。但他又深知人有兴衰祸福,政权总有更迭之日,也不能将整个国家机器都化作一个人的应声虫。
这当中个人权欲的伸张与退让的矛盾权衡,便是接下来朝局改革的一个重点。而朝廷诸司的官长们,包括领率百官的宰相们各自屈伸抱负,也都不可忽略。
如何在确保朝情事务有序进行的前提下,磨合出一个身处其中者能够多数认同的方案,这需要方方面面都做出妥协忍让,李潼这个圣人也不例外。
但即便如此,李潼也不想放弃他在当中的主导权,所以如何定下一个基调,便需要一个合适的契机。而刚刚结束的世博会,所涉诸司财计都账与勾检便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初唐时期,朝廷财政收入呈现多样性的特征,所以诸事项也分属各司。户部四曹不必多说,太府、少府、司农等也有相关任事,且事权分割琐细,常有一事通于诸衙的现象发生。
普通人或许感受不到这种职事杂细分配所带来的繁琐,但后世多数人都有为了一件事情辗转各个民政部门、报告证明攒了一摞的经历。普通人尚且因此叫苦不迭,朝廷相关职事的繁琐流程可想而知。
世博会所涉诸司是眼下时局中关注的重点,人事才力用足,但相关的核计进程仍是缓慢。
虽然诸司流传出来的计报颇为喜人,但真正的计量流程却却还在各司流转,足足过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各种财利收入仍只存在于账簿上、分散于诸司仓储,大部分钱财仍然没有归入可作度支的仓邸。
若在往常时节,其他无涉财司的官员们也只是看个热闹,顺便庆幸一下自己所司职事清闲。可是随着时间进入寒冬腊月,朝中气氛就渐渐发生了变化。
每逢年节,诸司罢市休沐,共贺佳节。而朝廷也要赐飨赐物,以示恩典。年尾的各种赏赐,也是官员们禄料之外的重要收入,直接关系到年节的质量如何。
今年因为世博会炒热的缘故,长安城各类物价本就有不同程度的上浮,所以官员们也都迫切希望能够早日领取到赐物、过上一个肥年。
可现在诸司审计都还没有完成,钱利尚未入库,各项年终福利便也未成定式。这自然让百官们抱怨不已,事关各自的钱袋子,便也都纷纷评议财司做事拖沓、全无效率。
借着百官舆情,腊月朔日朝会时,朝廷便以户部尚书格辅元罢知政事、转迁尚书右仆射、加勾计大使,御史中丞朱敬则为勾计副使,会同诸司主簿勾官,专辟官衙闲邸为勾院,封锁财司衙堂案事文书并仓储,俱移勾院通案勾检,务必要在望日之前结束勾检,不误佳节岁赐。
同时,内卫中郎将郭达为勾院捉察使,集内卫、京营八百精兵为勾院捉察军,凡所财计失职、贪墨等诸事员,案察勾名即拿,人事验对之后,移案大理寺,审定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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