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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以农业为根本的强大政权,其政治中心却不能选择设立在农耕环境最为优越的地区,这也是中唐以后大唐朝廷所面对的一个困境。
对于外部物资的严重依赖,也让运河沿岸的淮西等诸藩镇壮大起来,安史之乱所产生出来的藩镇问题,真要对比的话,其发源地的河北三镇给中央带来的威胁甚至还比不上河南诸镇。单单淮西一地,便先后出现李希烈、吴元济等悍藩。当然,这几个货原本也都是河北佬儿。
想要维持住关中地区的地域优势,就要加强对外的交流与沟通,同时也让关中能有更多的生产方式选择。所以除了编户均田之外,对于民间手工业的推动,也是朝廷近年来一直在力推的一项政策。
这并不是罔顾农耕为基础的立国之本,而是结合现实情况、因地制宜,顺应时势而做出新的改变。关中想要维持住其政治、军事与经济中心的地位,就要对普罗大众有更大的吸引力。
虽然朝廷也可以通过改革漕运、仓储等来改善增强关中对资源的聚合力度,但这与推动民间的商事发展并不相悖,二者大可以平行并进、相得益彰。
过去几年,大唐国力之所以恢复得这么快,与商贸的繁荣也是有着极大的关系。虽然说各项内外政令的改革让大唐的生产力快速恢复,但是像最近的河东、河北与河南等地,此前秩序也都深受破坏,短时间内并不能快速恢复对关中的输血能力。
江南对关中的漕米输送倒是逐年激增,像开元元年江南粮食运到关中总量还只有六十多万斛,但到了开元三年,已经达到了两百三十余万斛之多。短短三年之内,规模激增数倍,这也极大的改善了关中对粮食的需求程度。
但若仅只于此,关中的粮食需求缺口仍然不小,哪怕不会满地饿殍,但也不足以让府库充盈、谷米满仓,可以盛论军事的程度。
官方的粮食输运力量便是如此,而除此之外,民间的粮货供应也是激增。商行中自有古训,所谓千里不贩籴,粮食的长途运输成本大、风险高,且利润不够可观,因此民间行商,对于粮食的贩运热情并不高。
当然,粮食作为基本的生存物资、对于社会的稳定拥有着极强的影响作用,朝廷当然也不能放任民间商贾们囤积居奇,长途贩运牟利。
但是这件事也并不是没有变通的余地,随着各地仓储、漕运环境有所改善,常平仓这一制度便又重新焕发生机。
此前朝廷仅仅只是依靠地方官府进行经营,覆盖面有限且效率并不高。而且官府在和籴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大量强买与摊派等现象,官员们往往为了政绩与利润,有的时候甚至连民户们的口粮都不放过。
毕竟由官府进行的买卖,彼此势力与体量本就不相同,又怎么可能形成一种普遍的互惠互利的平等局面。
所以朝廷便也放开商贾参与到和籴中来,地方上的常平仓只负责收纳、转运,而朝廷则专遣使员,与州县官府会同纠察与监督,将粮食的和买进行一定程度的市场开放。
骊山一场讲武,已经将京畿最近几年所积攒的粮食都消耗的差不多了,甚至诸军各自返回的消耗都颇成问题。但就算是这样,李潼仍然敢放胆筹划对外的攻略,就是因为眼下关中虽然粮储不够充分,但在其他地方,朝廷仍然直接控制着大量的粮食。
别处不说,单单洛口仓一处官仓,所储备的粮食便有将近五十万斛。而其他漕渠沿岸的各处官仓,储粮或多或少,累加起来的总量都已经超过了三百万斛。
眼下这些粮食还没有输入京畿,一则是眼下并不需要,关中仍能维持,二则集中在一起发运的话,沿途的消耗必然会有所增加。
但只要朝廷有了确切的计划与需求,漕运沿途诸仓便可以次第起运,源源不断的将粮草输入京畿,以满足朝廷在这方面的需求。
手里有粮、心里便不慌。而且储备的增加,也并没有给地方上带来更加沉重的负担,特别是没有给地方官府增加格外的权力。
常平仓本身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地方官府有一定的监督权,但却没有绝对的管理权。而这一套和买体系,由于民间的商贾力量广泛参与其中,整个商贸体系的中心又在于关中。
他们参与和买,在这项交易中直接获得的利润很有限,但是能够在后续前往长安进行商贸的过程中获得一定的优待。比如货品的折扣,以及紧俏商品的供给等诸项。换言之,如果不来长安,那其变现的额度就会遭到限制,达不到利益最大化。
如此一番安排,朝廷既确保了粮食这一条生命线的壮大与稳定,同时又能保证地方上的人物力量进一步向京畿集中。
而关中作为这一商贸网络的中心,其优势当然不仅仅只是建立在政策的导引方面。如今的关中,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单单在籍的各类工坊匠户,便达到了三十多万户,单单长安一地便有将近十万户的手工匠人。
这样的产业分配,既保证了长安周边有足够的商品产出,又能缓解一直非常严峻的人地矛盾。大量的民户投身于手工业生产中,对土地的需求自然便有所降低。
甚至许多有地可耕的民户,除了基本的粮食生产之外,也更加乐意种植回报率更高的经济作物。毕竟人对利益的追逐,那也是发乎本能的。
大唐国体庞大,自然可以进行区域之间加强交流、彼此互补的产业调整,并不需要在一地进行所有的产业布置。
关中如此庞大的一个手工生产规模,对于原材料的获取自然也就有着极大的需求。所以对于噶尔家所提出的商贸请求,无论是出于战略上的考量,还是实际的利益取舍,朝廷自然也就没有拒绝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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