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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初,长安城郊,诸军汇集,誓师出兵。
相对于前一次在神都誓师出兵的仪式,长安城这一次就简单得多,仅仅只在营外校场上设立了一座简单的点将台,并没有准备什么诸军夸武的仪式。
但即便如此,当李潼被甲登台时,哪怕没有穿上那身贴金仪甲,仍然在瞬间之内便成为场中焦点。周遭各营虽静默无声,但诸多敬慕的眼神都往高台集中而来。
这一支关内道大军,严格来说倒也没有经历什么铁血洗练,无非久习营事的一群老卒而已。但此前雍王殿下大手笔的盛犒诸军,让将士们得以后顾无忧、安心作战。
尽管那些钱帛犒奖本就是他们辛劳所得,但朝野多年妖风弥漫,特别是随着大唐开国拓疆的军事体系的逐渐崩溃,原本的理所当然已经成为了格外的恩赏。
大部分的士卒们其实并没有与雍王近距离接触过,即便是雍王巡营,身前身后都有大量中军将士随从拱卫,所以上下之间也是难免隔阂。
但是随着此前一番犒赏下来,营卒们已经深刻感受到,雍王殿下并非只是一味的高高在上、不涉人间俗计、不恤将士劳苦。
雍王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将每一名将士劳苦都记在心中、并且付诸行动。
披得戎衣,每个人都有战死沙场的觉悟,但若这一条性命、数月劳苦全无价值体现,营士难免心计彷徨,不知为何而战。而雍王,给了他们一个战斗下去的理由。
“先王宣威于四极,社稷傲立于天下,王教通达于八方,海内莫敢称逆,诸夷阙前受命!此前国运浅遭短厄,而今内外已经悉定。夷中顽劣,旧得恩恕才可苟延残喘,疮疤时久不吮,敢欺中国无人?此番典军,无问胜负,凡境中不附王命者,唯杀制之,概不留俘!”
李潼登台后,环顾诸方,扶剑高呼道“神州赤县,唯忠勇、唯德义能活!贼纵有亿万之众,旧不能成事,今亦不能!唐家养士,唯壮可嘉,节钺设此,唯功是赏!
诸军与我,并为一体,济但一息仍存,与诸将士同甘共苦、同荣共辱!今日置法,非为刑众,实为警我,但有一功不能赏、一死不得恤,将士当面唾我,刑枷不敢回避!
但以性命捐效社稷,则必厚待生死,府库积储,所待者何?斩甲一级,赏钱十缗,军还即赏,盛犒壮义!”
营中众将士们闻听此言,无不面露惊喜之色,或是难以置信,或是眉飞色舞。若非此际已经身在营中,只怕早已经喧闹出声了。
早在高宗时期,基于府兵制设立起来的军功犒奖制度便已经很难再运行下去了。
特别是大量长征健儿被召入军中之后,这些被招募的健儿本来就没有一个稳定的军籍,对外战事又频发,可能今年还在辽东、明年已经到了西域。将士居无定所,除了固定的钱粮军资之外,奖赏主要是以战争中所获得的战利品为主。
但由此又衍生出来两个大问题,一者与大唐作战的,全都是些穷横外蕃,本身就贫寒得很,缴获的战利品最多就是牲畜之类,这些牲畜如果在内地,当然也价值可观,但是在边塞之地,除了宰掉吃肉,实在没有太大用处。
二者就是战利品不便运输,毛皮、帐幕之类还倒罢了,可是那些活物要让它们跟随大军往来奔波,可能就直接累死了。
虽然朝廷也有专门运输战利品返回境内的队伍,但战斗以及战利品的获得本身就是不确定的,而且途中的损耗也实在难定。
除此之外,一些地广人稀的宽乡还可授给田亩、分发奴婢。可是像关中这样的窄乡,早已无田可授,自己都养不活,即便要了奴婢也没啥用。
像高宗中期以后,大唐对外战绩有所下滑,一则自然是贞观一批开国元从名将与府兵精锐消耗殆尽,二则就是国穷民疲,军无战意。从军本来已经是高风险的行为,收益还如此的不可控。这样的军队如果还能保持旺盛的战斗力,那就见鬼了。
后世言及安史之乱,常有人讽刺玄宗重用胡人、放权给节度使太过了。
但这本身就是控制战争成本的一个方式,征发大唐本土民众的成本实在是太高,既要保持对广大疆土的控制力,又要降低国土维持成本,物美价廉的胡人就是一个选择。
高宗后期到武周一朝,边地秩序开始逐步崩溃,特别是突厥的死灰复燃,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投降的突厥部族不堪繁重的兵役。就连大唐根本之地的关中都如此疲困,那些作为消耗品的胡人城傍武装自然更加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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