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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嘉问这些日子住在女婿家里,一边伤心难过,一边就在琢磨怎么挑起武好古和新党的斗争——在他看来,两边都是奸党!武好古、潘孝庵、高俅是奸佞小人!而曾布、赵挺之他们则是奸佞伪君子。只有他自己,还有刘逵、蹇序辰、蒋之奇,还有安焘才是真正的君子。
如今大宋朝廷中的君子,真是太少了!所以必须要用一点小人的手段,才可以战胜各种奸党。
而吕嘉问的小人手段,就是让奸党和新党,甚至旧党之间狗咬狗!不管把谁咬死了,都是为大宋除去了巨奸。如果能两败俱伤,那可就是大宋的幸事了。
就在他打定主意的时候,《文曲星旬报》上就开始鼓吹北粮南运了。对于经济问题非常敏锐的吕嘉问,马上就想到武好古准备通过北粮南运牟取暴利了。
可是他并不了解辽国辽东道的情况,也不知道辽国国内的经济是怎么循环的,所以就没想到武好古准备最简单的“以次充好”法,用廉价的辽东小麦代替高价江淮的小麦。
不过他这个君子却想到了一个武好古自己都没料到的生财门路——操纵盐引和茶引进而控制大宋的金融!
要控制大宋的金融,盐引和茶引就是个入口,这”二引“也不是滥发的,而是根据盐、茶的产销,适当超发的票据。而获得盐引、茶引的办法有两个,一是花钱购买,向交引铺或者指定的榷场务购买;二是将粮食运送到指定地点后,再由榷货务发引。
“盐引、茶引虽有超发,但终究是有数的。”吕嘉问皱着眉头说,“而朝廷向来有松交引,紧铜钱的惯例。凡是能用盐、茶二引付账,就不会用铜钱。也就是说,若武好古真的能一年将100万石米粮运到洛阳白波,那么他至少能拿到价值200万缗的交引,再考虑到交引的折扣,这些交引的面值至少能达到270万缗。
如果全部拿茶引的话,武好古就能控制一年内朝廷所发放茶引总数的四成以上了。”
吕嘉问拈着胡须,露出了几分得色,“有了这四成的茶引,茶引价格是涨是跌,他武好古就能说了算了。到时候,界身巷的那些坐拥金山银山的豪商,个个都得唯其马首是瞻!光是操纵茶引价格这一项,每年就能赚进几十万上百万!
而且一旦界身巷的行首被武好古拿下,那么他将来可以操纵的可就不止茶引的价钱,甚至还可以操纵铜钱、铁钱、金银和绢帛的兑换价钱……武好古经营起来的界河商市可是以绢为本的!若是绢帛可以变成天下各种钱钞之本,奸党的财力只怕就真的可以敌国了!”
操纵茶引已经是暴利了!可是和绢帛相比,茶引的规模可就小的多了。
而且茶引只是一种票据或者兑换券之类的东西,在某些时候可以替代一下货币,但并不是真正的货币。而绢帛在北宋末年仍然具有货币的地位,在界河商市和辽国、高丽国,绢帛的货币地位甚至不亚于铜钱。
而铜钱由于滥发大钱和偷工减料两大问题,一直存在价值上下波动太过剧烈的问题。或者说,铜钱明明是一种金属货币,但是因为大钱的铸造和工料到偷减,使之逐渐成为了一种半金属、半信用的货币。
铜钱的币值,也开始出现了不稳定的情况。以至于在宋辽外交中铜钱的地位甚至不如绢帛——北宋支付给辽国的50万岁币是银绢各半,没有铜钱什么事儿。萧太后又不是傻瓜,她怎么肯收宋国那些质量参差不齐的铜钱?而且也不可能让契丹大爷一枚枚的去检验铜钱吧?这事儿也挺复杂的,契丹人你们老实,一定会被宋人欺骗的。
而武好古在界河商市搞“绢本位”也是这个缘故——绢帛相比铜钱还是比较容易搞清楚的,长、宽和重量都有标准,成色也容易界定。
相比之下,铜钱就不好说了。重量多少,成色如何,材质如何,还有大钱的折几(发行的时候是当十大钱,后来又折三、折二流通),有的地方还铸铁钱(四川、福建),真是复杂无比,哪怕是界身巷的账房见着都头疼。
而且,铜钱的价值又低,稍微大一点的买卖就是几千几万枚了。谁还能一个个验钱?就是借身巷也验不过来,他们那里每天进出的铜钱以千万文计的。数都数不过来,别说验了。
所以铜钱是个让所有大商人都头疼的东西,喜欢当然是喜欢的,就是数起来验起来太麻烦……
而对界身巷的“银行家”们来说,他们自己无法铸钱,因此也不能控制钱的质量。市面上又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所以流通到他们手中的钱,往往质量低劣。照单全收难免出现亏损,而要一枚枚的检验,成本又太高。
所以最理想的状态,还是以绢为本(金银的存量在宋朝太少,很难为货币之本),同时发行“绢本私交”(大额可转让存单)。一来绢的价值高,重量轻,适合大宗交易;二来绢在大宋是私人生产的,质量是可控的,产量是有限的,而且也没有“当十大绢”,更不可能拿麻布去充绢帛(类似于铁钱)。
“能控制茶引,就能领袖界身巷,能领袖界身巷,武好古早晚就能把绢本位推行天下了!”
靠着自己扎实的财经功力,吕嘉问现在已经想到武好古的前面去了,他非常肯定地说:“一旦绢本位施行,那么国家的命脉就要被奸商掌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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