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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当局显然害怕老百姓知道放蒋的消息,开来了一辆遮盖严密的汽车。张少帅下了车,受到人群的欢呼致敬,接着下车的是姜瑞元委员长及其随从,仅有二三个人认识他们,当时还以为眼花错认了人。
随后就是全体人员进入机舱后飞机起飞凌空而去,只留下数道还明显处于错愕之中的身影。
当天夜晚,姜瑞元留宿洛阳,张汉卿的幕僚王化一,在这一天的深夜,听到武汉街头鞭炮声、锣鼓声响成一片,几十万人走上街头庆祝。无数报童免费赠送的“号外”,公布姜瑞元已离开西安的消息。
南京,即使连漠然事变的民众,也受气氛的感染,不自觉地露出了舒心的笑容。次日中午,座机降落在光华门外大校场机场时,《申报》的号外报道,“场内外伫立欢迎者,达四十万人”。
27日,在黄埔路官邸,姜瑞元散步在碎石小径上。他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了,又从囚徒回到元首了。他却依然面无表情,只有那深邃的眼睛,透露着不可预测的决心。
这一天陪同他散步的,是刘健群。对刘健群“有所垂询”后,他下达了第一个手谕。内容赫然是停办蓝衣社的机关报《中国日报》。
停办《中国日报》是一个象征、一种姿态,表白的是姜瑞元解散蓝衣社的决心。随后他本人下令,逮捕四川复兴社书记任觉五、《中国日报》社社长顾希平。这两个不大不小的人物,看似无缘无故的入狱,使朝天宫更加震恐。
任觉五和押解他来南京的几名特务还在路上,姜瑞元带着3名外国基督徒,澳大利亚的端纳、比利时的魏道明、美国的雪仆,回到奉化溪口小镇,开始8天自己选择的宗教闭关。
就在这8天里,随着戴笠、肖赞育、曾扩情等人先后回到南京,对蓝衣社的不动声色的清洗开始了。
奉命调查、清洗的,正是戴笠。
对任觉五、顾希平的审讯进行得极为简单。戴笠受命问话,任、顾两人,在“火并”后是否意欲不受“团体”控制?是否经常交谈“打倒一二三、联络四五六、依靠七八九”一类的话?
这番问话让两人目瞪口呆,又只能低头认罪。早在1934年秋天,这两个人就曾设想依靠黄埔第七期以后的“新生代”力量,自成一系。这些商议都极端隐蔽,谁能想到隔墙有耳?
问话结束后,这两人开始了无限期的被羁押。戴笠似乎遗忘了他们,随后,他开始调查曾扩情、肖赞育。
事变当夜,几十名侍卫死伤,身为侍从秘书的肖赞育,却一枪未发,束手就擒,并且事变中曾扩情更替张汉卿发表过广播讲话。
这两人都令姜瑞元大为震怒,训斥为“肖赞育无勇、曾扩情无耻”。由于事实确凿,处置也极为便捷,肖赞育被勒令“停职候审”,曾扩情被几名如狼似虎的特工扔进了监狱。
第四个被扔进监狱的是河南书记萧洒,河南扩充民军的声势太大、动静过于招摇,被姜瑞元认为必有异心。
富有意味的是,对萧洒,戴笠亲自主审,萧洒也似乎深有默契,一口咬定组织民军是为“稳定地方、救出校长”。几天的审问后,戴笠以“似有异心、查无实据”的结论,结束了这个深不可测的审讯。萧洒与曾扩情等人成了难兄难弟。
紧接着,轮到了蓝衣社书记长邓文仪。
邓文仪的立案名目,掩耳盗铃得令人哭笑不得。罪名之一,是邓文仪担任书记长期间有“贪污”嫌疑;之二是“乱用经费”。
“贪污”嫌疑有两条线索,在1936年时邓文仪在南京盖了一所极气派的洋房,以他9年的每月区区400元薪水,即使不吃不喝,也积攒不下这样的一大笔钱。
同时,邓文仪的父亲这一年在湖南曾被土匪绑票。姜瑞元在溪口召见了他,当着戴笠的面怒斥:“你如果不是贪污,你哪得钱盖这样大的洋房子?如果不是贪污,找了很多钱,为什么土匪会把你的父亲绑票?”
“乱用经费”针对的则是事变期间蓝衣社的开销,这时朝天宫共有经费20多万元,事变中,蓝衣社派遣数十位“代表”分赴各地,并频繁组织大型群众集会,这笔经费被花得荡然一空。
姜瑞元认为,这是“以国家资财,佐济不可测之居心”。
不论是按照国法,还是蓝衣社的纪律,两项罪名坐实的话,邓文仪都可以被判处死刑。但姜瑞元决定“法外容情”。他先是剥夺了邓文仪一切职务,随后又勒令他进行检讨。
几十年后,邓文仪的儿子邓元忠写到,“至于邓氏还遭何处分无从得知”。以父子之亲、数十年光阴之漫长,仍然“无从得知”,可见邓文仪当时煎熬之深,几十年里一直视为隐痛。
然后,是贺衷寒,这个在整个事变中最为活跃的主战派头目。
一直到1937年2月,姜瑞元才公开露面。他或者在平静的溪口,或者在杭州西湖的别墅,轮番召见大小官员。许多官员见到他后,都窃窃私议道,“委员长老了许多”。
似乎那惊涛骇浪的14天对他的折磨,使他提前变成了一个老人。
这期间,他先后接见了蓝衣社最早的3个常务干事,而最先接见的是腾杰。
在蓝衣社经受了5年多从创始到离职、再到疏远的历程,这个不过32岁的青年,似乎已无当年的热情、自信和意气风发了。他变得老练、含蓄、深沉起来,经历了丧妻之痛,几丝鱼尾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爬上了他的眼角、嘴角。
只有他依然明亮的眼睛,显示着他身体里,还潜伏着的、一旦有契机就能再被激发出来的热烈与能力。他在姜瑞元面前似乎也拘谨了,只是礼节性地问候了姜瑞元。
但对他,两个月来始终不苟言笑的姜瑞元的面容上,难得地露出了一点笑意,他说:“在通电内没有你的名字,很好。”
短暂的会见结束后,腾杰出任南京特别市市长。
腾杰之后是康泽,可对康泽,姜瑞元就变得淡了许多。当康泽喋喋不休地汇报他的主要政敌、四川省主席刘湘在事变中的“异动”时,他用一句“知道了”来打断康泽。
随后他给康泽一个重大的任务,就是由顾祝同代表军方,陈立夫代表党部,张冲代表政府,而康泽代表蓝衣社、青年,与吉少山等人谈判赤军的改编问题。
会见即将结束时,姜瑞元才表情平静地指示康泽:“必须彻底解决刘湘,把四川经营成抗日圣战的大后方。”
换句话来说,他是在要求康泽草拟出具体的行动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著名的“四川整军会议”。
康泽闭门草拟计划的几天里,一个午后,姜瑞元召见了贺衷寒。这次召见的时间很长,对这个从前的得意门生、已被认为“脑后生有反骨”的人,姜瑞元毫不掩饰自己的怒火,以著名的“娘希皮”咒骂开场。
“娘希皮我在前方挨枪子,你们在后方坐地打冲锋,叫讨伐。我还没有死,你们就穿白衣,骨头还没硬,就想改换门庭?”
对一阵接一阵的咆哮,贺衷寒拿出的,则是他同样著名的涕泪俱下。他笔直地挺立,既不辩解,也不低头。据说,姜瑞元整整怒叱了小半个钟头,贺衷寒则涕泪满襟。
姜瑞元的声音终于低了下来,他想到的是什么呢?是私人的念旧,还是理智的政治呢?是顾念起近10年前的黄埔,他还是一个势力单薄的武夫时,那个亲近他、推崇他的年轻才子呢?还是仅仅考虑关、杀贺衷寒的话,会使许多仍然追随贺衷寒的人心灰?
一切都已经无可考证了,但可知的是贺衷寒此后10余年的郁郁不得志,就从这个午后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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