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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燕举起手中的马鞭指了指背后,“你看到了,这么多人都希望我离开长安,由此可见长安人对晋阳的忌惮。在他们看来,只要我走了,他们的生命就有了保障,受到的威胁就减小了,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了。我很痛心,长公主、大将军和我们这一代人为大汉奋斗了二十多年,历尽艰险,总算把大汉推上了中兴之路,然而,我们得到了什么?难道我们这样做还不是拯救社稷吗?难道只有按他们的想法去做,才叫拯救社稷?”
赵云望着痛心疾首的张燕,有心安慰几句,却不知说什么好。
“我们距离天下平定的时间越近,朝堂上的权力角逐就越残酷,儒家经学各派之间的争斗也就越来越激烈,为什么?中兴大业就在眼前,我们却感觉越来越遥远,感觉越来越没有希望,这又是为什么?”
“本朝自孝武皇帝独尊儒术以来,治国策略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历代儒士都指责本朝国策是‘外儒内法’,朝廷名义上用礼和道德治理天下,其实本质上是用律法和刑罚来统御百姓。今天朝堂上的矛盾归根究底,就是来源于此。”
“儒家坚持以礼治国,礼不仅是士族的准绳,也是庶民百姓的准绳,儒家希望庶民百姓都能像士族一样遵守礼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儒家是把庶民的地位提高了。”
“法家坚持以法治国,律法高于一切,在律法面前人人平等。法家这种做法不是把庶民的地位提高了,而是把士族的地位降低了。法家靠刑罚奖惩来治理天下,把礼完全丢到了一边。”
“所以,儒家指责法家卑鄙、粗野,而法家则指责儒家白日做梦,不切实际。”
“我们在晋阳的时候,提出了荀子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荀子的学说其实是对儒家和法家的一种折中,反映在治国策略上就是外儒内法,也就是以儒家学说做为国策和学术思想的核心教化百姓,以法家的主旨制定和实施律法来统御百姓。”
“然而,大汉历经二十多年的战乱后,百废待兴,早已失去了推行礼治的条件,现在百姓最急需的不是道德教化,而是生存,是温饱,是谷粟和绢布。所以丞相大人实施了一连番的改制,这种改制迅速打破了国策核心的平衡,由此导致了大汉的学术之争越来越激烈,朝堂上的权力斗争也越来越残酷。这种关系社稷存亡的根本性东西如果得不到及时修正,中兴大业将很难持续而稳定地推进。”
张燕这几句话让赵云有一种醍醐顿开的感觉。
学术之争、权力之争说到底是利益之争,但利益之争如果太激烈了,那就说明国策出了问题,仅仅靠严刑酷法强行镇制肯定解决不了。一味地打击和屠杀只能让矛盾越来越激化,只能让社稷形势越来越恶劣。
张燕从国策的核心思想,从礼、法的角度分析了矛盾激化的原因。现在朝堂斗争之所以白热化,不是丞相大人坚持以法立国以法改制的思路出了问题,也不是门阀世家坚持以德治国以礼改制的理念不对,而是儒家学说不适应时代,儒家学说无法让当前千疮百孔的社稷得到振兴,无法满足当前挣扎在生死线上的百姓的需求。今天的大汉要想中兴,今天的大汉要想让百姓休养生息,需要一种能与之相适应的,相辅相成的学术思想。
“当年高祖皇帝打天下,到了关中后‘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其它苛法一律废除,百姓无不拥戴。”张燕轻策战马,继续说道,“大乱之后,百姓需要休养生息,他们希望朝廷废除秦朝的苛政。而高祖皇帝做到了,他承袭了秦朝的利民之策,废除了秦朝的所有苛政,结果有了文景之治,大汉在短短数十年内便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高祖皇帝立国之初,大汉一片废墟,民生凋敝,社稷不稳,许多迫在眉睫的问题急需解决。此时以道德修养为己务的儒家和崇尚自然、消极无为的道家老学都无力解决这些问题,于是以文武兼备、刑德并用、以法为符、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恭俭无为、贵柔守雌为主要内容的道家黄老之学随即应时而生。”
“到了孝武皇帝年代,大汉需要北击匈奴,需要开疆拓土,需要一种与之相适应的学术,于是儒家学说登堂入室。”
“时代不同了,皇帝、朝廷和百姓的需求不同了,学术思想也要改变,也要发展,本朝四百年来的历史正好给我们提供了很多鲜明的例子。作为后人,我们不但要以史为鉴,更要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少走弯路,以保证社稷和百姓能够更好地生存。”
赵云已经明白张燕此趟晋阳之行的真正目的了。
此刻晋阳云集了襄楷、鲁女士、王真等大汉有名的道学大师,许劭、王剪、华陀、张机等人也都是兼学儒、道的大儒,如果现在张燕到晋阳提出推行道家黄老之学,势必会得到响应。
随着天子行台建立,南阳大战的开始,朝堂上权力争斗越来越激烈,形势的发展越来越难以控制,处在权力漩涡中的长公主为了尽可能缓解危机,极有可能答应张燕和道学大师们的恳求,以朝廷之力广为推行黄老之学,从而打击和制约儒学,继而影响国策从根本上保护新政,并放弃维护门阀世家的利益,转而和丞相等改制势力携手重击门阀世家,彻底消除门阀世家对朝政的把持和影响。
说到底,张燕还是出身道家,对儒家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满,《太平经》中的“以民为本,救穷周急”等治国理念对他影响太大。当儒家学说不能帮助他实现自己的理想时,他就要重提道家黄老之学的论调了。但是,道家黄老之学自孝武皇帝之后就败落了,当年光武皇帝中兴大汉的时候,道家黄老之学也曾一度兴起,不过光武皇帝最后还是选择了儒学。在经过漫长的岁月后,道家的黄老之学还能再次兴起吗?这似乎有些太过一厢情愿了。
赵云把自己的疑虑说了出来,“飞燕兄,《太平经》你就不要提了,免得招惹祸事,至于黄老之学,现在重提未免有些不合时宜。”
“当年本朝崇道黜儒,也是有原因的,黄老之学除了可以与民修养外,也是功臣、外戚和郡国王不让皇帝干预郡国事务的借口。无为而治的国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权力分散、诸侯专恣、皇权受制等严重后果,最终酿成了七国之乱。道家黄老之学不利于皇帝集权和社稷大一统,这一点早在孝文皇帝、孝景皇帝时代就已经颇受非议了。”
“到了孝武皇帝朝,朝廷重用儒士,罢黜了黄老刑名百家之名,不过儒家还是无法与道家相抗衡。当时孝武皇帝虽然倾向于儒家的有为,但他又觉得道家的无为也有可取之处;他也赞同儒家的铺张扬厉,不过又摆脱不了道家质朴恭俭的束缚;另外他也很景仰成、康的刑措之法,不过又觉得治国不能没有刑罚。孝武皇帝为了集权,需要尊儒黜道,但道家黄老之学有很多地方比儒家学说高明,为此,他迫切需要一种以儒家思想为中心而又全面吸收道家学说的长处,并能超过道家的全新的儒家学说。于是,一代大儒董仲舒应时而出。他借助《春秋公羊》学,公开援道入儒,在融合了儒家、道家和阴阳家三派学说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崭新的儒家学说,道家黄老之学的精髓随即变成了新儒学的血肉,黄老之学自此走向衰落。”
“飞燕兄,这也是当年光武皇帝在中兴时期选择儒学的重要原因,你现在凭什么能说服长公主和朝廷重新推行黄老之学?”
张燕沉默了一会儿,缓缓说道:“我没有说过我要推行黄老之学,但有一点你说对了,我要仿效大儒董仲舒,大力推行援道入儒,继而达到儒道双修的目的。”
“其实,本朝儒学的正宗地位,在遭受了大儒王充的猛烈批判后,虽然暂时还能维持官学地位,但实际上它的根基已经开始动摇了。”
“本朝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生们为了进入仕途飞黄腾达,纷纷迎合君王的需要,对经书穿凿附会,空生虚说,谶纬之术大行其道。大儒王充忍无可忍,愤怒一吼,以一部《论衡》揭穿了儒家传记的谎言,打破了儒经的神秘,同时也把孔子、孟子两位圣人从天上拉回了人间。”
“王充大师是用什么学说动摇了儒家经学的根基?道家学说。”
“自此后,本朝许多儒生,包括很多名儒,张衡、马融大师等等,其中也包括你岳父蔡邕大师,虽然以研习经文为主,但在儒学衰落的情况下,都不可避免得走上了儒道双修,融合儒道的道路。马融大师更是本朝融合儒道两家之长的宗师。”
“儒道兼修,等于也是推行道家黄老之学,这样黄老之学在治国方面的诸多长处比如文武兼备、刑德并用、与民休息、恭俭无为、贵柔守雌等策略也就能渐渐深入人心,而新政推行和实施的阻力也就越来越小,儒家学说的诸多短处也就能得到弥补,从而有效推进中兴大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赵云敬佩地望着张燕,躬身为礼,“恭祝大人马到成功,我在长安等你的好消息。”
张燕抬头望天,轻声长叹,“只要大将军能活下来,只要小天子快快长大,大汉终究会强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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