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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十五年正月,大本营接金兵十数万大军欲攻淮西谍报,诏诸大帅火速应援,合兵淮西。高宗命岳飞速救,而岳飞却上书谋从襄樊攻河南,高宗亲下书札不许,维持原命。不几日,金人渡淮。史载:
“春正月癸卯,凤翔统制杨从仪败金人于渭南(金在陕西的战略佯攻)。庚戌,张浚入见。乙卯,金人犯寿春府(金在淮西的战略主攻),守臣孙晖、统制雷仲合兵拒之。丁巳,寿春陷,晖、仲弃城去。己未,刘锜自太平州(今安徽当涂)率兵二万援淮西。庚申,金人渡淮。辛酉,雨雹。乙丑,刘锜至庐州(今安徽合肥)还。丙寅,兀术陷庐州(空城)。戊辰,金人陷商州(金在陕西的战略佯攻),守臣邵隆弃城去。己巳,命杨沂中引兵赴淮西,岳飞进兵江州(今江西九江)。转自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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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癸酉,张俊遣王德渡江,屯和州,金人退屯昭关。邵隆破金人于洪门,复商州(邵隆依靠自己力量失而复得商州,可见金军人数并不多)。乙亥,金人复来争和州,张俊败之。命韩世忠以兵援淮西。丙子,趣岳飞会兵蕲、黄。王德等败金人于含山县东。己卯,统制关师古、李横击败金人于巢县,复之。庚辰,岳飞发鄂州。”
趣,就是催促。淮西失城陷地,张俊等人一仗接一仗的打得那么热闹紧张,大本营却接不到岳飞出兵的消息,救兵如救火,能不急吗?而岳飞除了还在一个奏折一个奏折的往上递,还一再要求亲赴大本营,面见高宗,陈述己见。好家伙,都什么时侯了,千里迢迢的还要赴京面谈?你说高宗能不急吗?就连一个劲为岳飞说好话的《宋史;岳飞传》中,都记着“帝趣飞应援,凡十七札”。十七道诏书往来呀,天知道路上得累死几匹马!还好,岳飞总算于接到命令的第八天出发了。史载:
“三月庚子朔,张俊进鬻田及卖度牒钱六十三万缗助军用。壬寅,韩世忠引兵趋寿春。癸卯,复张俊特进。金人围濠州。岳飞发舒州。”转自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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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岳飞孙子岳珂的说法,岳飞是带了八千骑兵赴援淮西的,可从鄂州(今湖北武昌)到舒州(今安徽潜山),直线距离最多不过五百公里,到此次岳飞从舒州再次出发时,二月庚辰到三月癸卯,要是没算错,可是已经整整二十一天了,按行程算,一天才走二十公里。这是不是太慢了点呢?况且是以雷厉风行著称的岳家军八千骑兵呢?对此,岳飞的孙子没给出合理的解释来,而《岳飞传》中则说:
“师至庐州,金兵望风而遁。飞还兵于舒以俟命……”
看上去,占领庐州的金军,是因看见岳飞来了而吓跑的。可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庐州是在岳飞到来之前,由一直在淮西与金军苦战的其它各路宋军,在著名的柘皋大捷后,乘胜收复的!与岳飞到来不到来,毫无关系。
自金军占领庐州后,宋军生力军陆续渡江参战,金军在和州、含山、巢县等地连连战败,这很让金兀术丢面子,于是,他便选择了巢县西北地势宽阔平坦、适于骑兵作战的柘皋镇,集中十万铁骑“拐子马”,要同宋军决一死战。转自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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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兀术所以要选柘皋这个地方用重装骑兵“拐子马”决战,是因为上年他的“拐子马”在顺昌被刘锜全歼后,他已不敢再象往常那样使用这东西了,于是便想出了一个专门用于“挽面子”的新战术——柘皋有条河,金兀术在河对岸一箭之遥的开阔地上,把“拐子马”分为两个大方阵,中间形成一条数十米的通道,正对宋军搭建的路桥,这就使宋军过河便会进入“拐子马”阵的两面夹击。你不过河它不动,你敢过来就是自投罗网。可宋军要是不敢过来破阵,显然就等于宣布自己的无能,仗没打就已经输了,到时金兀术就可得意洋洋的打道回府,南宋在谈判桌上可就直不起腰来了。
如果这也算是个小小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话,那打的就是一个心理战。
宋军诸将当然不会让金军铁骑阵吓住,刘锜先到,看到金军怕宋军袭击,已把桥拆了,为保证后来宋军过河,率“八字军”砍木柴铺于水中,搭建多座“路桥”,更为了防止金骑乘桥袭击,命士兵坐于桥上,把长枪夹在两腿间为“拒马”。王德、杨沂中、田师中、张子盖等战将随后赶来会战。先是杨沂中率军从上游过河出击,但却遭到金阵中的弓箭拦截,伤了一些士兵与将领,只好退过河来。众将面对金军这样的铁骑夹道阵势,一时也挺头痛,商量还是等正往这赶的主帅张俊来了再说吧,不料一直少言寡语的王德挺身而出,大喊一声:“临敌制胜,等什么等!金军右阵最坚,看我先为诸位破了它!”随即飞身上马,率万名手持长柄大斧的背嵬军冲过桥去——转自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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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字子华,早年以武勇应募从军。金人入侵,攻占隆德府(今山西长治),王德随军驻守泽州(今山西晋城)、怀州(今山西沁阳)一带。军帅姚古募勇士往探敌情,王德应召前往,斩一军官而还,升进武校尉。姚古问他:“还敢再去吗?”王德奋臂而应,只带志愿者十六骑,径直闯入隆德府城,冲进官衙抓住伪太守姚太师,敌军围上来,王德奋威在前面开路,格杀数十百人出城。姚太师解往朝廷后,宋钦宗纳闷儿,不明白怎么十几个人就能进城把一个太守抓出来?问而回说:“抓我的那位,哪里是人那,简直一个巡海夜叉啊!”
是有“王夜叉”之称。
靖康之难,王德带属下勤王,知高宗立,倍道投高宗,归刘光世指挥,屡立战功,高宗三年升统领,七年升熙河兰廓路副总管、行营左护军都统制。高宗十一年初,刘光世退役,大本营命王德主管淮西方面军,而原为同级的郦琼不服其管,两人屡为军务发生争执,相互打到大本营论是非,大本营遂派兵部尚书吕祉监军。王德治军较严,不许抢掠百姓,这对于长期在刘光世治下以散漫著称的淮西军来说,无疑是很得罪人的举动。而郦琼则相反,常以放纵部下媚众,拉拢住多数军官和士卒,终因得知大本营欲收其兵权消息后,鼓动众军叛变,劫持吕祉投敌。时王德仅带八千余人奉诏赴卫,远离淮西,故未能阻止事变,结果硬是把个好容易熬到手的方面军大帅弄丢了。转自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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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此之时,死对头郦琼就在金军中,王德憋了两年多的一股无名怒火,轰然爆发,身先士卒,一马当先,看见金阵中冲出一员将领,弯弓就是一箭,正中咽喉!众人齐声纳喊,手抡专砍重装骑兵的长柄大斧,“堵墙而进”,冲上去就是一通猛砍乱砸,其它宋军紧继其后——只可怜金军阵中,马上马下一片鬼哭狼嚎,血肉横飞……直佩服得个刘锜大战过后,见了王德就躬身一礼:“昔闻公威略如神,今果见之,请以兄礼事。”
前面说了,重装骑兵的最大威力,就是它的整体性冲击力,一旦停止不动,则一无能为。这一仗下来,直杀得金兀术跌足痛哭,差点没把他心疼死!
这就是柘皋大捷。
金兀术不甘心,两天后整军与扬沂中等再战于店步,又遭惨败,遂狼狈而退。史载“己丑,兀术亲率兵逆战于店步,沂中等又败之,乘胜逐北,遂复庐州。”
这哪里是被岳飞吓退的呢?
转自铁血/
实际情况是,岳飞听说宋军在柘皋与金军决战,庐州必空,想趁势收复,不想刚出发三十里,便接宋军已复庐州消息,只好又退回舒州去了。
实事求是的说,柘皋大战,宋金双方兵力相差不大,若不是王德为雪耻而奋威,还真不敢说是个什么结果,委实一场险胜。然而,张俊诸人却因此而认为金军彻底没戏了,于是庆祝之余,已在商量退兵。
可遗憾的是,金兀术并非如他们想的那样不懂战争,此时在郦琼的建议下,突杀回马枪,再集大军围住了淮河边上的濠州(今安徽凤阳),仅五天就破城而入,宋水军统领邵青战死。而急于夺回城池的扬沂中、王德,也由于不听刘锜劝告,轻进濠州,误中金兵埋伏败还。随后赶到的韩世忠水军,夜劫敌水寨不果,而金军则在其身后谋断水路,全歼韩世忠。韩急退,金军夹河放箭,船身被射得如白毛刺猬,总算没被截住。两天后,远在四百八十公里外的岳飞,才率军赶到距濠州约七十公里的定远县,而金兀术已挽足了柘皋失败的面子,自然不愿再复失手,早已全师而退了。
按岳飞孙子的说法,岳飞是二月十一日兵发鄂州的,而到定远县时,则是三月十二日。也就是说,淮西大战两月余,岳飞在出兵长达一个月的时间中,始终未见金军一兵一卒,成为诸大将中唯一未与金军接战的人。对此,岳珂在其编著的《鄂国金佗粹编;淮西辨》中,为爷爷分辩道:转自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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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按先臣被罪,尚书省敕牒之全文曰:‘淮西之战,一十五次被受御札,坐观胜负。’呜呼!御札之有十五,固也,抑不观其时乎?前奏未上,而后命沓至,出师之命虽在正月,而至以二月九日。时先臣以寒嗽在告,即以十一日力疾出师,故十九日御札有曰:‘得卿九日奏,已择定十一日起发,往蕲、黄、舒州界。’以此见先臣之出师,实无留滞,奉诏三日而行尔。自鄂而蕲、黄,自蕲、黄而舒、庐,皆以背嵬亲为先驱。虏方在庐,望风退遁,还军于舒。复来窥濠,又次定远,虏复引去,盖三月之中旬也。是时先臣闻命即行,首尾仅月余,往来道里,不止数千,计其时日,亦可见矣,而徒以其诏之多而罪之,哀哉!先臣之不幸也。”
讲了半天,还是没有看见岳飞参战。倒是也说了一个“时先臣以寒嗽在告,即以十一日力疾出师”,意思是岳飞当时正患感冒,咳嗽不止,虽没把这当作迁延军务的主要原因,但后人却足以凭此为岳飞鸣冤了。然而,《宋史;岳飞传》中,也用相同手法,记载了此前高宗十年岳飞患病受命的不同作法:
“九月,刘豫遣子麟、侄猊分道寇淮西,刘光世欲舍庐州,张俊欲弃盱眙,同奏召飞以兵东下,欲使飞当
其锋,而己得退保。张浚谓:‘岳飞一动,则襄汉何所制?’力沮其议。帝虑俊、光世不足任,命飞东下。飞自破曹成、平杨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师,致目疾,至是,甚(眼病已非常历害);闻诏即日启行,未至,麟败。飞奏至,帝语赵鼎曰:‘刘麟败北不足喜,诸将知尊朝廷为可喜。’遂赐札,言:‘敌兵已去淮,卿不须进发,其或襄、邓、陈、蔡有机可乘,从长措置。’飞乃还军。时伪齐屯兵窥唐州,飞遣王贵、董先等攻破之,焚
其营。奏图蔡以取中原,不许。飞召贵等还。”转自铁血/
如果高宗认为张俊比岳飞的军事才能大,他还连下十七道御札命令岳飞速援淮西干什么?斯时亦病,彼时亦病,何前后判若两人?就算你本人有病,不能急行,派手下战将带数千轻骑疾进驰援,把你的“岳”字大旗在两军阵前展上一展,总不是一件难事吧?也多少算是对大本营的一个交代吧?而这原本就是岳飞早就用过的手段。史载:
“江、淮平,(张)俊奏(岳)飞功第一,加神武右军副统制,留洪州,弹压盗贼,授亲卫大夫、建州观察使。建寇范汝为陷邵武,江西安抚李回檄飞分兵保建昌军及抚州,飞遣人以‘岳’字帜植城门,贼望见,相戒勿犯。贼党姚达、饶青逼建昌,飞遣王万、徐庆讨擒之。升神武副军都统制。”
怎么此时反到忘了这一招呢?
而在岳珂的《淮西辩》中,首先提到了高宗的第一道御札内容,“故御札首曰:‘昨得卿奏,欲合诸帅兵破敌,备见忠谊许国之意,嘉叹不已。今虏犯淮西,张俊、杨沂中、刘锜已并力与贼相拒。卿若乘此机会,亟提兵会合,必成大功。’此盖奏至之第一札也。”转自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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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岳飞上奏第一章的建议,与大本营“诸大帅合兵淮西”命令的是不谋而合的,但为什么在实际执行时,岳飞却又从始至终磨磨唧唧,进不进退不退的在那转圈玩呢?唯一原因,就是岳飞又在犯当年不服张所派王彦挂帅的毛病了。
说白了,岳飞所要的“合诸帅兵”,是想由自己指挥他帅,不愿让他帅指挥自己。故此在知道大本营任命张俊做前敌总指挥后,才一反常态,欲进不进,不得不进,进而不进,退而不退的在那一个劲的穷磨唧!
亏了张俊一直都在举荐他。
而张俊则对岳飞看不起自己心知肚明,所以他才在收复庐州后,得知岳飞也前来袭复庐州的信息时,派人送上一句“前途粮乏”的话。说白了,就是“我们这边活都干完了,阁下来吃饭啊”,也无非是告诉岳飞“没你这个大鸡蛋,我照样能做出大蛋糕来!”可遗憾的是,这个大蛋糕在两人的意气之争中,最终做砸了。但不管怎么说,淮西之战从始至终,也是人家张俊在那指挥。转自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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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金在发动淮西之战前,心里也并没多大底数,所以便招宋降将同朝商议。史载:
“时降将郦琼为金人所用,知金将南伐,语其同列曰:‘琼向从大军南伐,每见元帅国王亲临陈督战,矢石交集,而王免胄指麾,三军意气自若,用兵制胜,皆与孙、吴合、可谓命世雄材矣。至于亲冒锋镝,进不避难,将士视之,孰敢爱死乎?宜其所向无前,日辟国千里也。江南将帅,才能不及中人,每当出兵,必身居数百里外,谓之持重;或督召军旅,易置将校,仅以一介之士持虚文谕之,谓之调发;制敌决胜,委之偏裨。是以智者解体,愚者丧师。幸一小捷,则露布飞驰,增加俘级,以为己功,敛怨将士,纵或亲临,亦必远遁。而又国政不纲,才有微功,已加厚赏,或有大罪,乃置而不诛,不即覆亡,已为天幸,何能振耶!’琼所指元帅,谓宗弼(金兀术)也。宗弼闻之,召问江南成败,谁敢相拒者,琼曰:‘江南军势怯弱,皆败亡之馀,又无良帅,何以御我!吾以大军临之,彼君臣方且心破胆裂,将哀鸣不暇,盖伤弓之鸟,可以虚弦下也!’宗弼喜,以为知言。”
可从柘皋大捷看,宋将与宋军,远非郦琼所言的“伤弓之鸟”,但从宋军先胜后败的结果看,却偏偏让他于不幸之中又万幸言中,而这个“万幸言中”的,恰恰正是我们的岳飞大元帅——假如岳飞的八千骑兵能及时参战,能在柘皋大战前袭取庐州,则金兀术十数万铁骑,势必处在宋军前后夹击之中,而柘皋大战,就不是击溃金军,而是全歼了。就算退一步,倘若岳飞八千骑兵能在柘皋大战前与诸将会合,必然会在决战中发挥出他们的威力,即使金兀术能逃脱,那笨重的十万铁骑又能逃脱得了几匹呢?就算再退一步,都脱逃了,可凭着岳飞卓越的军事才能,怎么可能会使张俊的判断错误得不到及时纠正,让宋军先胜后败呢?而凭着岳家军的骁勇善战,仅是尾追紧逼一下,又怎么可能让金军杀回马枪弄个先败后胜呢?而就算杀了回马枪,八千骑兵,风驰电掣,又至于让濠州被围五天而致失陷吗?而岳飞别别扭扭,走走停停的态度,究竟向金方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及淮西之战先胜后败的结局,又究竟给南宋在谈判桌上带来了什么样的负面影响,一目了然,还用得着再多费口舌吗?转自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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逗留不进,坐观成败,不救淮西之罪,真的是在冤枉岳飞吗?
岳飞;秦桧;汪精卫(十三)
邢卫华
我们都知道,岳飞的背上,有他母亲手刺下的四个涂墨大字“尽忠报国”,也都知道岳母刺字的目的,是让他为国家利益尽忠尽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可有谁想过,刺字警励,为什么不刺在本人能看到的地方,却偏偏刺在本人看不到的背上呢?
岳飞在高宗四年弃守泰州后,受命专事平定内乱,在短短三年时间里,以一万二千人的有限兵力,连续歼灭剧贼曹成、马友、郝通、刘忠、李通、李宗亮、张式、彭友等贼众数十万,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壮大了自己的军事实力。七年秋,高宗招见,亲书“精忠岳飞”四个大字,并制旗亲赐岳飞。史载:转自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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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齐遣李成挟金人入侵,破襄阳、唐、邓、随、郢诸州及信阳军,湖寇杨么亦与伪齐通,欲顺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陆行,趋两浙与么会。帝命飞为之备。
四年(高宗七年),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
时岳飞已把老母接来,安家于江州(今江西九江),接高宗命令,准备渡过长江,沿汉江收复襄、邓诸州,临行,岳母把高宗专为褒奖岳飞的题字“精忠岳飞”,改为“尽忠报国”,亲手为其刺于背上,目的正是要岳飞知道,身为一方镇帅,国难当头,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忍辱负重”。
可遗憾的是,岳母积劳成疾,过早去世,虽在理论上为岳飞留下了这四个字,但却在实践上,没有来得及教会岳飞究竟什么是“忍辱负重”及怎样忍辱负重?
高宗十一年,南宋经过十余年苦心经营,已形成五大方面军,足以发动对伪齐的大反攻。于是,高宗发布北伐亲征令,离开临安去平江(今江苏苏州)。二月,岳飞赴平江面见高宗。三月,高宗出发去建康,让岳飞仅次韩世忠扈从左右,升湖北京西宣抚使,加太尉。岳飞顺势要求高宗将已去职的刘光世五万余淮西兵马归他指挥,高宗爽快的答应了。倒是张浚和秦桧私下提醒高宗,若把淮西兵马归其节制,则岳飞手握南宋十五万精兵,倘若一旦有变,他军无一能制,慎应防其拥兵自重,尾大难掉,高宗顿悟,合兵事罢。转自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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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说,权在高宗,可否之间,均属正当,实在也说不出别的什么。然而,岳飞却因此负气上书,要求解职回家服母余丧,且不管高宗批不批准,竟在这关乎国家命运转折的重要时刻,擅自弃军而去。在此之前,老将张浚早对岳飞目空一切的发展趋势表示担忧,多次提请高宗注意。无奈高宗一味袒护,反以为老将们嫉妒。直到此时,张浚再次指出岳飞专意并兵,意在要君时,方如梦初醒,同意了张浚的建议,派兵部侍郎兼都督府参议军事张宗元,权领湖北、京西宣抚判官。
宋代的判官或通判一职,表面看是副手,但实质上,州、府、军政等正职所管大小事,无判同签,不得执行。这实际上给岳飞派了个监军。
岳飞弄了个偷鸡不成反蚀米,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故高宗连连下诏,让岳飞复职,岳飞均拒绝受命。高宗严令负责为岳飞筹措军需的湖北粮漕转运使、司农少卿李若虚,及岳飞属下大将王贵,一同到岳飞母亲墓地盖庐吊唁,并言如不能说服岳飞复职,二人赐死。岳飞仍不为动。相持到第六天,李若虚忍无可忍,指着岳飞的鼻子训斥道:“我二人提命相劝,死不足惜。然尔不觉有愧于我们么?尔不过一介农夫,若不是天子倾心托付,何能手握十万大军,威镇一方?值此国难当头之际,风云变幻之时,尔竟擅离职守,屡抗皇命,视天子权威如蔽屣,你难道想造反吗!”转自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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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顿时惊出一身冷汗,看着这位平时任意呼喝的属下,只剩了干嘎巴嘴、干眨巴眼,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不得不赴朝面君,上书自劾。高宗则好言抚慰。此时,他肯定相信岳飞没想造反,但恰恰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郦琼却造反了,不仅拉走了四万精兵,还把个兵部尚书给杀了!这时惊出一身冷汗的,就肯定不是岳飞,而是宋高宗了——但高宗却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派人赐给岳飞军钱十万缗……
什么是“忍辱负重”?
这就是忍辱负重。
高宗十二年十月,金国派遣议和使臣来南宋,冠名“江南诏谕使”,显然不把南宋当主权国家看,而当作了自己的属国臣子,致南宋上下群情激愤。但高宗考虑再三,下诏诸大臣:
“遣使至境,朕以梓宫未还,母后在远,陵寝宫阙,久稽汛扫,兄弟宗族,未得会聚,南北军民,十余年间不得休息,欲屈己求和。在庭侍从、台谏之臣,其详思所宜,条奏来上。”转自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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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问: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比作为一国之君的皇帝向人家称臣更屈辱的事呢?无论怎么说,南宋所有人都是高宗的臣下,南宋臣金,人们尽管再感耻辱,也毕竟没有高宗的感觉强烈,况且此时南宋已今非昔比,高宗手握数十万军队,值此慷慨激昂之时,趁势豁出去与金拼个你死我活,又能怎样呢?死十万,死百万,还能死到高宗头上吗?
而高宗所以握重兵而不言战,就因为他知道,在宋、金交战的后期,汉人与真正的女真人血战的时侯并不多,大多都是女真人挟迫占领地汉人充前锋,以血肉为金人开路!即如前面提到的高宗八年陕西仙人关那场大战中——
“敌首攻玠营……璘拔刀画地,谓诸将曰:‘死则死此,退者斩!’……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铠(双层铠甲或铁甲),铁钩相连,鱼贯而上。璘以驻队矢(一种成排固定在架床上的硬弩,可透重铠)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层积,敌践而登(踩着尸体积成的斜坡向上攻)。撒离喝驻马四视曰:‘吾得之矣。’”
而在此前不久的仙人关饶风岭大战中,依然是——转自铁血/
“金人被重铠,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则二人拥后;先者既死,后者代攻。玠军弓弩乱发,大石摧压,如是者六昼夜,死者山积而敌不退……”
这些在金人攻坚战中“死者山积”而成坡道的死者,无一是女真人,全是占领地上被强征的汉人“签军”,所以真正的女真将领从不为这些死者伤一点心,反累次催逼“签军”们以血肉为他们铺路,从而迫使宋军发明了一种仅短暂出现于当时的守城器具“铁华车”——
由石碾子发展出来的铁铸外带狼牙刺的大铁滚子,专用于“人肉坡道形成时”顺坡下放……而金将撒离喝所以未得而言得,说明他早已习惯这种方法的屡屡“得”之了。
也正是明了女真人对汉人种种令人发指、残无人道的行为,高宗才反复多次的告诫各路宋军主帅,在金人败退时,切莫横出拦击,尽量放金军归还,因为那里面的女真人,早就骑马先退了,被拦杀的基本上都是被迫前来、只靠双腿进退的汉人“签军”。即如淮西之战时——
“秦桧奏:‘近报韩世忠距濠三十里,张俊等亦至濠州五十里,又岳飞已离池州渡江去会师矣。’帝曰:“首祸者惟兀术,戒诸将无务多杀,惟取兀术可也。澶渊之役,达兰(辽军主帅)既死,真宗诏诸将按兵纵契丹,勿邀其归路,此朕家法也。朕兼爱南北之民,岂忍以多杀为意乎!”转自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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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高宗十五年,南宋已经有了稳定的财赋收入,完全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军需物资了,可在前面提到的淮西之战中,那个在陕西商州面对金军战略佯攻的邵隆,就在只有区区十多天的反击战中,重现十多年前岳飞放弃泰州时,在柴墟镇的“刲尸继廪”吃人肉事件!史载:
“隆既遁去,乃屯兵山岭间……隆始持十日粮,过期,食不继,士卒脔腐尸,啮草木食之,疲困日甚。及战,隆亲鼓之,呼声动山谷,无不一当百,遂大捷。”
腐尸还不如新鲜人肉。试想,北宋为中国诸朝及世界历史上当时最富有的朝代,在金人进攻下尚且大面积的出现人吃人现象,假如高宗真的为了一己之尊,再对金打一场全面而旷日持久的生死战争,那远不如北宋财力雄厚的南宋,及金占领的中原广大地区,可想而知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恶劣局面了,而最倒霉、最惨痛的,无疑就是那些一任战争蹂躏的生民百姓了!
所以,高宗才对派去接金使过界的官员一再重申:
“若使百姓免于兵革之苦,得安其生,朕亦何爱一己之屈!”转自铁血/
高宗“屈己求和”,究竟为了谁?
而宋、金虽已议定和约条款,但金使萧哲等至宋后,却声言“先还河南,余事徐议”。其目的,就是要以陕西之地做宋臣服的交换条件,所以他们不是到宋庭向高宗递交国书,而是要高宗到其下榻的宾馆来取,更弄得上上下下一片连声的责骂王伦,连秦桧都对王伦责怨不止,但高宗却倍加体谅,一面要王伦继续就此交涉,一面明确自己“屈己求和”的坚意,并在王伦与秦桧在众怨沸腾下畏难回避时,对身居谏官之首的勾龙如渊辞色俱历的说:
“士大夫但为身谋,向使在明州时,朕虽百拜,亦不复问矣。”
意思是,现在他们都有能耐唱高调了,可当初我在明州被金军逼到海上追出三百里时,他们的能耐都哪去了?那时金人如果要我称臣,恐怕我就是对金人拜上一百次,他们也不会说一句话吧!言外之意:你们这些臭不要脸的东西,也就专在人家忍辱负重时唱高调骂人家汉奸卖国贼罢了,事到临头,真要自己付出时,就找不着你们了!转自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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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韩世忠还算体谅高宗,接高宗诏书后,随即上书:“臣伏读宸翰,邻邦许和。臣愚思之,若王伦、蓝公佐所议,讲和割地,休兵息民,事迹有实,别无诬同外国诳赚本朝之意,二人之功,虽国家以王爵处之,未为过当。yu望圣慈各令逐人先次供具委无反覆文状于朝,以为后证。如臣前后累具己见,冒犯天威,日后事成虚文,亦乞将臣重置典宪,以为狂妄之戒。”
此时我们回头再看岳飞的目无上下,及紧继其后的郦琼四万淮西军的叛变,现在你还能说金人对南宋及高宗的趾高气扬、狂妄自大中,没有岳飞和其它武人的一点责任吗?
把这些事件摆在这里,就是要明确告诉今人——宋高宗当年的屈己求和,实在是迫于内外相逼,不得已而为之,也根本就不是什么“卖国”行为,而是有利国家,有利社会,有利各族民众的行为,而遵照高宗旨意行事,并成功的完成了议和使命的王伦、秦桧等人,不管其自身有多少缺陷、缺点、错误,多么的不是东西,他们也不是出卖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汉奸卖国贼!
而当时真正的大汉奸,是那个在民族敌人扶持下建立起来的“伪齐”儿皇帝刘豫,以及投靠在这个汉奸傀儡政权下的所有为其效犬马之劳的那些人。在这里,一个必须弄清的概念是——转自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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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汉奸政权,必为傀儡政权;而傀儡政权,并不全是汉奸政权。譬如,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法国贝当政府,就是一个纯粹的傀儡政权,而不是汉奸(法奸)政权。而二战时在中国出现的汪精卫南京政府,则既是一个纯粹的汉奸政权,同时又是一个十足的傀儡政权。
而这两者之间的本质性区别,就在法国的贝当政府是在法国战败,全境沦陷,当时政府完全失去管理能力的情况下,以“政府名义”由占领国德国授权、并按德国人意志管理社会的“合法政权”。
而汪精卫的南京政府,则是在当时中国并未全境沦陷,其合法政府仍在有效领导全国抗战的情况下,原政府成员汪精卫等人私自脱离合法政府,以“个人名义”接受由正在对中国实施侵略行为的民族敌人小日本儿授权成立、并按其意志管理部分被占领土的“非法政权”。
对于纯粹的傀儡政权,不管真假,也不管你是否承认,其成员都可以使用“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甚至“曲线救国”论,来为自己的行为开脱或遮羞。但对于汉奸傀儡政权,则不管它打着什么样的旗号,喊着什么的口号,他们也不可以用“忍辱负重”、“委曲求全”或“曲线救国”这样的概念,来为自己的行为开脱或遮羞,而只能是变节投敌、无耻至极的民族罪人!转自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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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一个社会要是把“忍辱负重”的真实行为混同于汉奸卖国行为时,那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肯定就是一群没皮没脸,无一丝基本是非概念的糊涂虫。即如前面提到的那个杨么,就曾在相当一段时期、甚至现在仍被当作“农民起义领袖”,反把岳飞因“伪齐遣李成挟金人入侵……湖寇杨么亦与伪齐通,欲顺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陆行,趋两浙与么会”而坚决平叛的正确行为,说成是错误的“镇压农民起义”,这不是毫无基本是非概念的为汉奸张目行为,又能是什么?
而造成社会基本是非概念丢失的内在原因,就是文化概念的丢失;外在原因,则是人与人之间基本行为准则“礼”的丢失——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刑者,法也;
庶人者,平民也;
大夫者,中层以上官员也;
刑不上大夫,并非象一些望文生义者讲的那样,说是官员可以不守法,或法不可治官,而是说官员为受过教育的人,本应知书识礼;而礼讲的是自我约束,法则讲的是强制执行,故官员不能象庶民那样,非法强制而不作为。反之,庶民因没接受过正规教育而不知礼,故不能象要求官员那样的要求他们自觉约束自己行为。而庶民面对的是一己的生存与发展,接触的是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因此,他们必须在法律的监督下,解决彼此之间的各种矛盾与冲突,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对者是之,错者非之,丝毫不能含乎。转自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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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夫”们面对的却是整个社会、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彼此之间的各种矛盾与冲突,就不能以“个人”态度对待,因为很多问题的看法,由于各自学养、经历等因素而不可能完全相同,甚至常常完全相反,任何人都无法在一时之间判断谁对谁错。所以,作为社会管理层的“大夫”们,就必须要懂得并遵守“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在彼此尊重对方意见的基础上,尊重管理层做出的各种决定,并全力执行。对则共荣,错则共辱。
这就是“礼”。
法,告诉社会的是“你不该这样做”,所以它是以强制的手段让人与人之间保持彼此的距离;
礼,告诉社会的是“你应该这样做”,因此它是以自觉的行为约束让人与人之间保持彼此的尊重。
尊重,带给社会的是“凝聚”;
距离,带给社会的是“对立”。
即如面对议和,枢密院编修官胡铨就曾上疏曰:“臣谨按王伦本一狎邪小人,市井无赖……臣窃谓秦桧、孙近亦可斩也……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日,区区之心,愿断三人头竿之藁街。”转自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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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伦身为南宋和议全权大使,所行均为国家社会,这与他的出身“市井无赖”有什么关系呢?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不顾一己性命,四次往来交战国,终于说服金人还宋河南、陕西地,凭什么就该为此杀他的脑袋呢?他的“区区之心”与胡铨的“区区之心”,难道真就无相同之处吗?难道真的就是“不共戴天”吗?
而一个社会的管理层,在民族危亡关头,内部竟闹得这样生死对立,又究竟对谁有利呢?
这就是失礼必然导致的情绪化社会性对抗!
而在这样的情绪化社会性对抗中,对抗双方往往看到的只是对立方的缺点,就是看不到自己的缺点。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谁又是完美无缺的呢?即如老都督张浚,“人号‘小元祐’,所荐虞允文、汪应辰、王十朋、刘珙等为名臣;拔吴玠、吴璘于行间,谓韩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一见刘锜奇之,付以事任,卒皆为名将,有成功,一时称浚为知人。”但他却错失陕西,冤杀曲端,误用吕祉,坐叛淮西军,焉称完美?但历史却并未因此而否定他在民族抗战中应有的历史地位。转自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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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刘光世畏战,张俊贪暴,吴玠好色,秦桧忌贤,王伦无赖……就连韩世忠也尽有可说之种种不完美,但就是这些不完美的文臣武将,支撑起了南宋初年的抗金大局。而领导这个抗金大局的唯一中心人物,则是也许比这些不完美的人物更不完美的宋高宗。可在这些不完美的人中,可以没有谁,也不可以没有宋高宗,否则,“南宋”这个概念,就根本不可能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说在民族危亡面前,任何人无权以任何理由将自己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不满,上升为情绪化的社会性对抗,因而造成上下猜忌,社会离心,从而影响民族大计的原因。
“岳家军”肯定不是岳飞自己叫起来的,但面对这样明显的有损上下一心的称呼,或混然无知,或明知而不加制止,甚至自矜自得,以为地球少了自己就会不转了或起码会转得慢一些的态度,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老几?不知道自己多少钱一斤!
战争本身就是一个全局的行为,大本营既要你撤军或进军,就自有它的道理。也许这个道理在你看来是毫无道理,但你的看法仅仅是你自己的道理,并不代表全局的道理,为什么非得要下十二道金牌才肯执行、甚至十七道御札也不肯切实执行呢?其时各路友军都处在必撤之地,或必战之地,都在苦撑着等你一同撤下来,或戮力同心攻上去,倘若此时人家只顾自己,不管你的死活,你到想撤的时侯还撤得回来或想攻时还攻得上去吗?转自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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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治军之严,尽人皆知,“卒有取民麻一缕以束刍者,立斩以徇。”底下的兵卒拿了老百姓一缕麻捆粮袋就立斩不贷,而且其统制还要打一百军棍,你说战场上若有人胆敢拒不服从岳飞的命令,岳飞有可能迁就他吗?如果可能,“岳家军”还能有那么强的战斗力吗?如果不可能,那岳飞杀了这样的人,你会为这样的人叫屈吗?
更何况仅仅是拿了一缕麻……
而岳飞在通、泰镇抚使任上时,前军统制傅庆不服岳飞,想回老领导刘光世身边,岳飞得报,暗记于心。从承州前线回来后不久,岳飞招集部将比试箭法。诸将弓力都没能超过一百五十步射程,只这傅庆箭箭射程都在一百七十步。随后岳飞将高宗赏赐的战袍等颁赏承州战功。傅庆因没有自己的,便上来争功,遭岳飞喝斥,傅庆竟跑过去毁坏战袍等物,岳飞怒而斩其首!
傅庆确实不象话,但岳飞在杀他时,是否想过自己的不服王彦,及擅自脱离河北战场的行为呢?是否想过王彦和宗泽对他死罪行为的两次宽大为怀呢?而傅庆的目无上下,与岳飞的目无上下,又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及形式上的不同呢?这不是只许自己放火,不许他人点灯,又能是什么呢?转自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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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国法,军有军规。但这国法与军规,可不是哪个人自己定的,也不能任由哪个人随意更改。“卒取民麻一缕”是不对,但充其量不过只是一个小小的“错误”,而不是一个大大的“罪行”,你最多可以超限“责罚”人家,而不能随意“处决”人家,因为人家也是与你一样身份的“国民”,一样身份的“军人”,一样在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为国家拼命作战,你有什么权力,有什么资格随便剥夺人家的生命权呢?
这些话,可不只是今天的道理,也不只是岳飞时代的道理,而是远在岳飞尚未生下来之前的之前的数千年前就有了
的道理!也是我们的先人一直在坚持,并努力传接下来的道理。可惜的是,这个道理只有春秋时期的宋襄公懂得一些,及此时的宋高宗多少还明白点,也多少还能坚持点,而岳飞和今人,却早已任着自己的性子,梗着脖子扔到一边子去了。
郦琼为了让国家的军队目无国家,只听自己的,他仅仅是采取用了放纵部下,以小慧邀结人心的方式,就达到了变国家军队为一己军队的目的;而岳飞为部下争功闹意气及取民麻一缕而擅杀部下的草菅人命行为,不过是变郦琼以小慧结人心为恐怖镇人心的方式罢了,目的都是为了达到变国家军队为一己军队的目的!转自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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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典型的军阀及军阀行为!
这种行为对国家百害而无一利!
而任何时代及任何人,都有权对这样的行为采取必要的措施及相应的手段,毫不留情的给予坚决打击!
反过来,高宗真的愿意杀岳飞吗?要真的愿意,何以还只以谋反罪判岳云区区两年徒刑呢?显然是在等岳飞象韩世忠那样来见他。不管怎么说,儿子犯了谋反罪,又是自己的下属,知情不知情,冤枉不冤枉,也都要负首责!
然岳飞却硬是梗着脖子,在随后追加的“不救淮西”、“弃守山阳”、“妄议立储”等罪行面前,始终不服气,终逼得高宗盛怒之下改判岳云死刑,同杀三人!
可见,最不愿杀岳飞的,就是宋高宗!
而最不敢杀岳飞的,则是秦桧。否则,他就不会在接到高宗要岳飞自尽的手令后犹豫不决了。显然,他也是想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遗憾的是他找不到,所以唉声叹气,闷闷不乐。可当他听到老婆王氏的一句“缚虎容易放虎难”,却使他顿下决心,立即就执行了高宗的命令!转自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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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因为岳飞可远比一只虎历害得多,你抓了他,若说数罪是实,你不杀他还有什么纲记可言?这以后更没人拿大本营当回事了!更重要的是,放了岳飞,要是他不服气造起反来,不管他有没有兵权,凭他的名声和号召力及军事才能,南宋都怕是没戏了。我们今天当然可以保证岳飞不会叛变了,但当时谁敢保证呢?譬如那个郦琼,他毕竟还没敢自称“郦家军”,可说个叛变就叛变了!而对南宋威胁最大的那个刘豫,要是高宗对他不倚重、不信任,能在高宗刚继位时就被派去知济南府治理山东么?可他也是说个叛变就叛变了,还被金人立为伪齐皇帝,占据山东与河南,屡与金人合侵南宋,充当金人的看门狗及马前卒。人心难测,赵构在众人的屡次提醒下,面对岳飞毫无节制的行为,实行敲山震虎,杀鸡吓猴之策,难道真的还有什么“莫须有”的千古之谜解不开吗?
而“莫须有”这三个字,也并不是史家与今人解说的“不须有”或“也许有”,而是数百年前杭州土话中的一个问句“是不是”?《续资治通鉴;宋记》载——
“……如渊回曰:‘今日事势,与在明州时不同。’谊曰:‘此事莫须召三大将来,与之商议,取其稳当乃可?’帝不答,久之曰:‘王伦本奉使,至此亦持两端;秦桧素主此议,今亦求去矣。’”转自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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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前面说到的秦桧与王伦迫于百官压力回避时,勾龙如渊与左正言李谊去见高宗,高宗疾言历色的说了“向在明州”一番话后接下来的对话。显然,“此事莫须召三大将来”,是在说明百官阻拦及秦桧、王伦回避后,李谊向高宗建议“是不是把三位统兵大将军叫来商议一下,如他们能支持,百官就好说了”的询问句。而当岳飞入狱后,韩世忠找秦桧去问作为“谋反”罪证的岳云寄张宪书到底是怎么回事时,秦桧告诉韩世忠,张宪在将这些信给王贵等人看过后,早就烧掉了,因回韩世忠:“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
在这里,“莫须”二字,已由询问句转为反问句。“莫须有”三个字,就是秦桧在代高宗反问韩世忠,也是在反问所有的武人——“岳飞的罪状,就算没有那封信的事,他的种种行状,还需要有吗?”——言外之意,就是你们难道非得等到再出第二个郦琼才甘心吗?
无庸讳言,“莫须有”三字,的确不足以服天下,但当一个社会都不知“礼”为何物的时侯,人与人之间最可怕的就是没有诚信可谈。也就是说,当一个社会不能以“礼”来明理的时侯,就只能以“法”来执理了。转自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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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与后人每言至此,无不捶胸痛呼:“自毁长城!自毁长城!”然在这自毁长城的过程中,史家和我们每一个自己,是不是也应想想自己在这只有“凝聚众志,才能成城”的历史长城上,是否也曾拆下过或正在干那拆下一块砖的事呢?是否也应为这个“自毁长城”的惨痛负一份责任呢?
也正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美,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与缺陷,所以我们才必须要看到每个人都有的良性一面,更应看到自己不良的一面,而不应文过饰非,讳疾忌医,从而才能勇于面对自己的不完美,面对他人的不完美,进而才能正确的面对社会的不完美。
而在这一切的不完美中,那些凡是为了本民族的利益最大化竭尽一己之力的人,不管其自身尚有多么的不完美,无疑都应是本民族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因此,岳飞是宋、金时期汉民族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金兀术则是女真民族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而这样的在具体的历史时期形成的“民族英雄”概念,不能因为后世出现的民族融合而改变。所以,这里指出岳飞的缺点,也并不是要否定他在民族抗战中应有的“民族英雄”历史地位,而是为了让今人、后人从中汲取教训,避免这样的历史悲剧一代代重复上演。
岳飞的父亲死得早,故知子莫若母,岳飞在那个战乱年代的成长过程中,其性格上存在的必然性缺陷,没有任何人能比岳母看得更加清楚。“精忠岳飞”是以宋高宗为首的大本营对岳飞为国家、民族、社会作出贡献的肯定及褒奖,而岳母改“精忠岳飞”为“尽忠报国”,则是在警诫岳飞:国难当头,千万不要固步自封,而要不断走出自我,竭尽己力,舍己为国——
岳飞能打仗,会带兵,身先士卒,同甘共苦,不忘国耻,不忘己责,但就是不懂得如何做人,只知执理,不知尊礼,立身难坚,立家难兴,立国难厚!而中华民族则早在岳飞那个时代之前而至今,就无时不面临着危机,面临着耻辱,做为他的一分子,要是不懂得这个“忍辱负重”及如何负重的话,那你就很难保证不会在力行堂堂君子之时,却意外的做了个区区小人……
“不知礼,无以立也!”
君子者立人,小人者立事。
立人者克己知礼,立事者纵己执理。
岳母的良苦用心,岳飞明白吗?
今人明白吗?
悲夫!
转自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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