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国华：百年中国的思想脑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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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胡适之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家们，领先接受了现代化这个词语，再将它跟启蒙一词相结合，于是，中国人在无声间接受、模仿并学习西方人当时的状态，迫切希望与西方接轨。今天，我们没有更多时间去探讨，现代化实际运作过程中，存在哪些陷阱。简要得说呢，全球化的潮流，是非平等的，非公正的，有中心和边缘的区分，你越是跟着人家走，你越是陷入人家的话语系统的支配之中。

现代化一词，同样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强调的单一逻辑，基于对达尔文主义的彻底误解。封建、启蒙和现代化三个词语，其使用的误区，都在于，我们中国人在这一百多年以来，都处于时间错乱的状态。什么叫做时间错乱呢？说得简单一点：我们的历史记忆模糊了，我们没有自己独立的时间坐标了，我们只知道跟着别人走了。这样一种状况，我把它叫做百年中国的思想脑震荡。

西方哲学界的一个重要人物，康德，他的思想中，有过对人类知识的解析。我们的知识结构是如何构成的呢？康德有一个十分经典的描述。他认为，我们人类的知识，既不简单地都是从经验中而来，也不完全是先验的，而是先验和经验两者结合的产物。纯粹的经验，不可能成为知识；纯粹的先验，同样不可能产生知识。在经验和先验中，康德涉及到对时间和空间的描述。他说，当我们经验性地去感受作为对象的物质世界时，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先验的时间和空间的坐标。而这个先验的时空坐标，是知识发生的前提。

康德进一步认为，原因、结果、可能性这类概念，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存在，它们都是先验的产物。时间和空间，也是一样，物质世界中没有，只存在于每个人的思想中间。说得更明了些，人，才会意识到时间和空间，客观的对象上，是不存在时空的。人的时空坐标，正如笛卡儿的坐标系，加上混沌的经验被纳入，才有了我们的记忆、感觉和印象。将记忆、感觉和印象等，用我们的概念体系进一步加工，才形成了我们的理性知识。康德告诉我们，人类的思想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个人的时空坐标，个人先天的概念模式。当然，二十世纪时，皮亚杰的心理学理论告诉我们，康德所谓的个人时空坐标，不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而是在个人的思想孕育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尽管这对康德的理论有所修正，但是，它仍然没有否定康德的一个前提：我们人类的知识并不简单只是经验，而是包含着先验的因素，先验的表现之一就在于个人的时空观念。

中国人的时间、空间概念丧失了，这意味着，我们丧失了独立进行思考的能力。我们只能简单地照搬、套用西方人的概念体系、历史观点和时空坐标。一个彻底丧失了自我时空观念的民族，当然就是一个彻底脑震荡了的民族。中国这一百多年来，几乎没有真正的思想家。我有另外一个话题，讲犹太人和中国人的比较，那时，我们会发现，中国和犹太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但是，当中国人面对犹太人时，有一点是需要我们集体自卑的。那就是，这一百多年来，犹太人在任何一个领域内，都有最杰出的人物，都有引领潮流的人物，而中国几乎没有一个这样的人，也许除了*。没有一个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主义、没有一个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思想、没有一个中国人研制的科学成果，可以理直气壮地对全世界说：跟着我来！我是最先进的。像鲁迅这样的文学大师和思想大师，也只能在

中国的范围内被人们广泛认同，他对于世界潮流来说，几乎没什么影响。也许，在中国人中，引领过世界潮流，只有昙花一现的*。

中国作为如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在世界思想的海洋中却丧失了声音。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国人集体处于一种脑震荡状态之中。中国人的独立思索能力消失了，按照康德的话来讲，中国人不可能是有思想的。事实上也是这样。今天，每当我们谈到某种重要思想时，都把它看作一种既定的模式，而不自省式地去剖析它。今天，中国也没有科学了，中国的科学是照搬西方的传统科学知识，我们以为这种知识就是科学，其实不是。思想不是thought，而是thinking。thought是结果，既定的状态，thinking才是过程，活跃的状态。这个问题深入下去，会引出我的许多思考结果。其中有一点，我认为，中国今天的科学完全死亡了。中国许多经济学家们所构想的崛起之路，其实只是头脑不清醒的人的幻梦。中国许多社会学家和改革者高喊着宪政改革，其实同样是处于脑震荡的状态，根本不

知道自己处在何时何地。（掌声）谢谢大家。

中国的教育就更惨了。前不久，一位思想非常激进的学者说，中国的教育部，干脆应该取消。因为教育这个词语，本身就是一个陷阱。教育意味着，某个主体高高在上站在那里，把所谓的真理、思想和知识灌输给大家。这种教育是害人的。真正的教育，应该尊重受教育者，受教育者也是主体，他们自我成长。而我们的教育呢，似乎是把所谓光明的、先进的、正确的东西，灌输到空白的、愚昧的、无知的、麻木的头脑中，也就是普遍中国人概念中的启蒙。这种教育无疑是糟糕的。（掌声）上面那位激进的思想家说，教育部应该改成学习部。活到老，学到老嘛。但是呢，后来发现，中国就没有几个干净的词语，学习这个词语，更加糟糕，比教育还糟糕。（笑声）为什么呢？学，本来就是效仿的意思，即有一种现成的结论、模式、楷范摆在面前，我去照搬它、模仿它、运用它，这就是学习。

习，只不过是练习，让你照搬和运用的时候，更为娴熟。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传统文化，是在这种学习的观念和行动中延续的。这种学习，造成了中国文明的稳定，也造成了文明的停滞不前，丧失自身的活力和创造力。中国人几乎只知道学习，我们从幼儿园就开始学习，一直学到中学、大学，学到博士，取得博士后学位，还有学到老，我们却没有想到，这种学习，是有问题的，它的后面蕴藏着巨大的陷阱，我们完全成了所谓真理、结论、模式、教科书的奴隶，我们成为被动的客体。一百多年来，这种模式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只不过，我们由学习老祖宗转向学习西方人，我们以跟国际接轨为目标，说到底，别人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这种思维模式，把我们与生俱来的创造力、生命冲动、自主性、想象力都抹煞了。这种状态，造成了今天我们中国所有的死板和平庸。西方人就不学习了吗？他

们也学习。但是，他们既在learn，又在study。study不等于我们概念中的学习，它指的是，在没有现成的结论、原理和答案的前提下，去寻找规则、公式、规律等，它更多的是一种探索、研究和发现。而我们中国人缺少的就是这根弦。如果这种状态不改变，中国谈什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实在太过荒诞，只有思想处于脑震荡状态的人，才会提起这种不切实际的口号。（掌声）其实，我们中国的学习，是与另外一件东西，结合在一起的。什么东西呢？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们都以为知识是最重要的，其实还有比知识和结论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的想象。推而广之，这种想象，包含着人的想象力、创造力、激情、生命冲动、革命精神、主观能动性和永无止境的好奇心，这些恰恰是人之为人最重要的东西。而今天大部分的中国人，忘记了的正是这些，我们的教育，停留在学习知识的阶段上，把人与生俱来的可贵东西给断送了，而被动接受别人既定下来的文明。

中国社会里，如今有太多的领域，完全陷入了将别人现存的东西当作楷模的泥坑中。我们经常引以为豪的某些东西，其实是我们的耻辱，大家有没有想过呢？比如说，我们认为长城伟大，因为据说长城是人类在太空中可以肉眼看得到的景观。我的著作《文化立国》与《大学重建》中已经谈到，这种说法是荒唐的。后来，一位读者给我来信，问我为什么能在杨利伟登上太空之前就识别了这种说法的荒谬。（笑声）原因很简单，这是个常识性的问题。经过简捷的科学探测，我们就会发现真相。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自欺欺人呢？因为我们总是停留在这样一种思维：洋人说我们的某某东西伟大，那就是真正的伟大。洋人的赞扬，才能增添我们的骄傲感。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另外的名胜古迹上。大家知道，西安有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何谓“第八大奇迹”呢？有这么一回事。当年，法国的总理也就是如今的总统希拉克，来中国访问时，中国领导带他参观秦始皇兵马俑，当时，兵马俑刚刚被发掘出来，中国人感到很骄傲，固然要借此机会，向法国人炫耀一下。面对如此壮观的景象，希拉克也被镇住了，崩地一下，他就冒出一句话来：“这真是世界第八大奇迹呀！”但他马上就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为什么呀？他的说法，跟两千多年前中国一位使者出使夜郎国时引来夜郎王的说法极为相似。夜郎王问使者从哪里来，问他的国家和夜郎国相比，哪个更大。他可谓狂妄自大透顶了，于是，产生了夜郎自大的成语。我们笑夜郎王，笑了两千年。假如现在的中国人还是两千年前的中国人的话，中国人就会笑希拉

克，笑上两千年。希拉克说兵马俑是世界第八大奇迹，是用西方人狭隘的眼光在观望世界。在古希腊时期，一位旅行家在地中海沿岸发现了七处值得观赏的地方，把它们称作“世界七大奇迹”。这七大奇迹，如果与文明古老的中国奇迹相比，简直无法起眼。但是，此后，每当西方人发现了另外的什么奇迹时，就随口说一句，这是世界第八大奇迹。站在历史悠久的中国土地上，面对壮丽奇特的中华遗迹，希拉克意识到了，他犯了类似于夜郎自大的错误，他马上改口：“哦，不不不，要我看的话，这简直是世界第一。”其实呢，希拉克根本不必改口，因为站在他面前的中国人，是完全丧失了自我时空坐标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这些地方官员们，认为秦始皇兵马俑已经排上“等外级”了，已经很了不起呀。（掌声）从此，世界第八大奇迹，作为兵马俑的代称，广为流传。西安最显眼的宣传条幅上写着：“欢迎来到拥有世界第八大奇迹的西安！”这哪里是什么荣耀，这简直是一种耻辱啊！（掌声）还有什么湖北的三峡工程、四川的三星堆等，也都在争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等外级”称誉。

我们被西方人式的单一坐标套住了头脑，而这种坐标根本不具备任何普适性，我们为什么要拽住它，用它来定位自身和自身的文化财富呢？我们实在是脑震荡有些厉害啊。前面我们谈到过，当年西方人在走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以东方文明为楷模，但是，这种楷模地理上离他们太过遥远，几乎是在不可企业的另一个世界，获取楷模的原型太过困难，于是，他们只能任凭自己的经验想象一种“东方文明”，这实际上是创造了。比如，《图兰朵》中设想的中国宫廷，与实际的中国宫廷，没有多少关系；《一千零一夜》中构想的中国，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形。西方人把中国的四大发明拿过去，运用自己的理论科学，做了一番彻底的改造，使得它们不再是原来的模样。对于这一点，鲁迅说得更明白：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中国人用它来烧冥币，西方人却用来搞宗教改革。如此的事例，太多太多

。中国的东西，一到西方，就被西方人用创造力变成了另有意义的东西。可是，今天的中国人在接受和模仿西方时，觉得太容易了，太舒服了，太风光了。有谁出国了，生活在洋人的世界里，有谁做了洋人的弟子，他一回国，就会受到众人的瞩目，就有了话语权力，他能与洋人平起平坐，谈笑风生，便自视有水平，有资历。这种思维，其实就是一种脑震荡思维。（掌声）

再比如说，体育竞赛上，我们用西方人现成的规则，与西方人较量，我们在很多项目的技巧上的确可以超过西方人，我们得到的冠军荣誉越来越多，但是，我们中国人却很难有一种游戏、一种规则、一种玩法，让西方接受，我们只能在西方人既定的游戏规则基础上，

在技巧上追逐人家。在其他一些技术方面，我们也能追赶上西方。比如说世贸大厦垮掉了，中国人可以建造很多座世贸大厦，并且超过原有的。但是请问，这是真正的超过吗？不是。我们只能在有形的表象上、在西方人的模式控制中，超过人家，在实质性的理论、原则方面，我们无法超越。从技术上讲，再盖出一座比原先的世贸大厦高一倍的高楼，都是可能的，但是，没有一个美国人还会干这种傻事，因为这种高楼无论从经济价值还是舒适度上讲，都是不划算的。美国那些营造高楼的公司，都搬到哪里了呢？搬到了亚太地区。

台北有高楼，高雄有高楼，香港有高楼，马兰西亚有高楼，新加坡有高楼，北京有高楼，上海有高楼。而且，大家暗暗较量，要盖成世界名列前茅的高楼。为什么要这样竞争呀？因为我们的独立思维方式彻底崩溃了，而我们想要长大，想要在别人的模式中往前冲，我们只能按照别人的看得见的指标去争个不休。这种竞争没有任何文化意义，只有数字意义。包括今天的许多经济学家争gdp，玩数字游戏；许多人拼命追逐，想要打破吉尼斯大全的记录。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囿于传统的思维错误。我们既抹煞了西方文明的灵魂，无法理解其精髓，又看不见自身文明的灵魂，我们只是跟在西方人的屁股后面跑，这无疑是一种脑震荡的病态。

还有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其中包含着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据说这个数字还来源于中纪委。中国每年用于政府官员出国考察的金额达到三百亿美元。这三百亿美元当然不会包括个人的资金，全是公费的。三百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呢？超过中国今天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的总和。我们知道，当年，哥伦布历尽艰辛，自以为到达东方，其实只不过是个虚假的东方；马可波罗经历千辛万苦，才来到东方，体验到元朝的面貌。他们回到西方后，都将自身借助的文化力量发挥出来，使之更加强大。而今天呢，中国有这么多的官员，轻易就到达西方。他们所获得的是西方最精确的知识，他们毫不走样地接受西方的现代文明，而这种模仿，只不过能得到一些僵硬的、失去灵魂的东西。总之，如今的中国人，正处于一种丧失了独立的思维能力和时空坐标的脑震荡状态。

改变这种脑震荡的状态，唯一的出路，可能是回到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甚至*的某种思维中去。中国人必须重建自己内心世界的信念，一场改变中国人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清理中国人心灵世界的文化运动，才是改变现状的正确抉择。在我的著作中，我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性意见，我既不赞同现在的所谓左派，又不赞同右派，我反对接轨的思维，我不认为实行政治改革是发展中国的灵丹妙药。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像西方曾经的那样，来一次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或者启蒙运动，或者像德国那样，来一次大学运动。大学运动，上个世纪的中国曾经昙花一现地进行过，比如蔡元培的北大建设、西南联大的大学重建。中国人必须在自己的内部，建立一个文化中心，一个文化特区。我第一次站在贵校的讲坛上时，讲到了二十一世纪大学运动的主题，当时我就强调了，中国应该建设文化

特区，而不是仅仅搞经济特区，文化立国是我们的最终出路。

今天的话题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热烈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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