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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

董卓进京,彻底剥夺了汉帝、太后残余的权威,摧毁了腐朽衰落的旧皇权,使困扰东汉社会百年之久的宦官、外戚专权问题,初步得到了解决。董卓及其凉州武人集团,在东汉帝国崩离之际得以发挥关键作用。究其原因,似取决于他们特殊的地域、文化乃至民族背景。

余英时先生指出:东汉政府将羌人安置于帝国境内,造成了凉州等边疆地区汉人的“蛮夷化”〔45〕。余氏所谓“蛮夷化”,相当于本文讨论的“羌胡化”。而本文一个基本结论就是:包括董卓集团主要成员在内的凉州武人阶层,缺乏学术而擅长武力,明显带有“羌胡化”的倾向。

唯其如此,董卓在以强力手段颠覆东汉皇权的同时,又完全破坏了最基本的社会秩序。凉州秦胡兵肆虐于洛阳,在关东地区引起广泛的恐慌和敌意。董卓敢于行废立之事,敢于逼太后归政,敢于挟献帝迁都,敢于黜汉帝尊号,动摇东汉国本,开启代汉过程的第一步;却又无法长期立足关东,无法“移神器于己家”,完成代汉过程的第二步。他的活动,只是为曹操等关东势力开闢了道路。

曹操由讨董卓起家,实际上又继承了董卓的政治遗产。应劭称董卓“百官总已,号令自由”〔46〕;范晔则云:“自许都以后,权归曹氏,天子总己,百官备员而已。”〔47〕董卓、曹操皆以宰相的身分,挟天子以令诸侯。黄山谓曹操“甘心为卓之所为”,正是抓住了问题的本质。

陈寅恪先生将魏晋统治者曹、司马二氏,划分为“非儒家的寒族”与“儒家豪族”〔48〕。我想说明的是,曹操出身寒族,却周旋于党人名士之间,与儒家豪族人物,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精通兵家韬略,又留意于儒学名教。“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交替为用,相得益彰〔49〕。所以,曹操不仅得到非儒家寒族的支持,而且得到众多儒家豪族的支持,其政权具有比董卓政权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曹操在政治上的成就,也大大超过董卓。他利用虽无权威却仍为名义所在的汉天子,树立了足以威慑、统制北方的新皇权,进而为曹魏代汉奠定了基础。

最后附带指出,董卓代表凉州及西北边郡武人集团的利益,而在他执政期间,尤其是迁都关中之后,整个武人阶层的政治、社会地位,都有显着的提高。曹操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与群雄逐鹿中原。在曹氏政权之下,武人阶层仍得以长盛不衰。此事影响所及,魏晋之际的大族名士,为获得政治上的发达,及维持家族的显贵地位,亦纷纷担任武职,追求军功,“儒家豪族”呈现令人瞩目的武人化倾向。司马氏灭蜀之役,邓艾、钟会二士争功。邓艾是寒族武人,钟会则为大族名士。至于河内司马懿,虽以文学起家,却又长年征战,凭借军功营作家门,最终取得代魏的资本,更是“儒家豪族”武人化的典型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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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据《后汉书董卓传》,董卓欲行废立,卢植表示异议,遂有此言。

〔2〕

《三国志袁绍传》注引《献帝春秋》所载袁绍之语。

〔3〕

《后汉书董卓传》谓卓“集群僚于崇德前殿,遂胁太后,策废少帝”。《集解》引王补曰:“此卓矫董太后策也。”其时董太后已死数月,且《三国志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所载策文,又有“永乐太后(即董太后)暴崩,众论惑焉”之语,故为董卓所胁之太后,只能是何太后,而不是董太后。王说有误。

〔4〕

太后临朝居南宫,永安宫位于北宫的东北,靠近上东门处。参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论》二“东汉的都城(雒阳)”。

〔5〕〔6〕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六、七。

〔7〕

见《后汉书皇甫嵩传》、《三国志贾诩传》注引《九州春秋》。

〔8〕

见《三国志武帝纪》及注引《九州春秋》。

〔9〕〔12〕

唐长儒:《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10〕

《后汉书皇甫嵩传》皇甫嵩语。

〔11〕

《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曹操语。

〔13〕

《后汉书窦武传》:武“召会北军五校士数千人”,与宦官王甫之兵对峙阙下。而“营府素畏服中官,于是武军稍稍归甫。”窦武本人最终也被迫自杀。

〔14〕

《三国志董卓传》。

〔15〕

见《三国志皇甫嵩传》。

〔16〕

《后汉书皇甫嵩传》: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征嵩为城门校尉。长史梁衍劝嵩以所率三万精兵,迎接献帝,征讨董卓。“嵩不从,遂就征”。

〔17〕

《通鉴》卷六八建安二十四年“臣光曰”。

〔18〕

《后汉书》、《三国志》董卓传。又裴松之引《英雄记》云:“卓欲震威,侍御史扰龙宗诣卓白事,不解剑,立挝杀之,京师震动”。

〔19〕

《后汉书郑泰传》泰谓董卓“讨灭宦竖”云云,似为溢美之辞。但同书《董卓传》载梁衍劝说皇甫嵩与袁绍夹击董卓,复谓“汉室微弱,阉竖乱朝,董卓虽诛之,而不能尽忠于国”,乃是来自敌对一方的声音,可信程度颇高。据知世人已将袁绍等人“讨灭宦竖”之功,一并归在董氏名下。

〔20〕

《后汉书董卓传》:“灵帝寝疾,玺书拜卓为并州牧,令以兵属皇甫嵩。卓复上书言曰:‘……天恩误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弥久,……乞将之北州,效力边垂。’于是驻兵河东,以观时变”。

〔21〕

见邢义田《“秦胡”小议─读新出居延汉简札记》。

〔22〕

《御览》卷六九九引《风俗通义》。

〔23〕

蔡琰:《悲愤诗》。此诗真伪,史家历来有争论。今从郭沫若说,见郭氏《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

〔24〕

《三国志董卓传》注引《英雄记》:“李傕,北地人。”

〔25〕

《三国志董卓传》谓牛辅有“素所厚友胡赤儿等五六人”,据《后汉书董卓传》注引《献帝纪》,“友胡”应为“支胡”之讹。

〔26〕

参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卷第十一章。

〔27〕

《后汉书何进传》:“遂西召前将军董卓屯关中上林苑,……使武猛都尉丁原烧孟津。”

〔28〕

《三国志董卓传》注引《九州春秋》。《后汉书董卓传》文略同。

〔29〕〔48〕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一篇。

〔30〕

见《后汉书》灵帝纪、董卓传,及献帝纪注引薛莹《后汉书》。

〔31〕

《后汉书袁绍传》:袁绍诸将“众各数万”;《三国志武帝纪》:张邈诸军“兵十余万。”

〔32〕〔47〕

《后汉书董卓传》。

〔33〕

《后汉书》、《三国志》董卓传。

〔34〕

参见《后汉书》、《三国志》王允等人本传。

〔35〕

《后汉书袁绍传》:“桥瑁乃诈作三公移书,传驿州郡,说董卓罪恶,天子危逼,企望义兵,以释国难。”

〔36〕

见《后汉书袁绍传》。

〔37〕

《通鉴》卷五九中平六年八月胡注。

〔38〕

《续汉书舆服志》:“皇太子、皇子皆安车,朱班轮,青盖,剑拆华蚤,黑櫅文,画轓文輈,金涂五末。皇子为王,锡以乘之,故曰王青盖车。”

〔39〕

《后汉书蔡邕传》:邕谓董卓曰:“前春郊天,公奉引车驾,乘金华青盖,爪画两轓,远近以为非宜’。”可知西京士大夫对此,普遍是不满的。

〔40〕

《三国志》、《后汉书》董卓传及杭世骏引《虞荔鼎录》。

〔41〕

《通鉴》卷六○初平六年胡注曰:“三台:尚书台、御史台、符节台也。《晋书》曰:《汉官》:尚书为中台,御史为宪台,谒者为外台,是为三台。”我认为“三台”在此似指三台之率,即尚书令、御史中丞、谒者仆射。尚书令职掌,据《汉旧仪》作“主赞奏,封下书。”可知其本应直接面见皇帝,上传下达。董卓召呼尚书令诸官诣太师府启事,以天子地位自居,无疑是对皇权的僭越行为。

〔42〕

事具《后汉书王允传》。

〔43〕

《通鉴》卷六六建安十七年“臣光曰”。

〔44〕

《读通鉴论》卷九“献帝”之一。

〔45〕

说详《剑桥中国秦汉史》中译本第六章。

〔46〕

《续汉书五行志》刘昭注引《风俗通义》。

〔49〕

据《三国志武帝纪》注引《荀彧别传》,荀彧曾与曹操反覆讨论名教的问题。荀彧不懈鼓吹礼学教化,固由“儒家豪族”之家世背景使然。而曹操当戎马倥偬、立功立事之际,于立德立言亦未敢忘怀。他仰慕虞舜之“教化征伐,并时而用”,光武之“投戈讲艺,息马论道”,醉心于“王道两济”的境界,与董卓乃至其他“非儒家的寒族”,又是有天壤之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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