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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佩康一连翻译了五份法国报纸的评论,无一例外,是一边倒的好评。
夏梦他们非常兴奋,既然所有报纸都说好,那可以肯定的说《冷》已经征服戛纳电影节,也征服了欧洲媒体。这次在戛纳不但可以顺利将电影版权卖出去,说不能还能拿到大奖。
许望秋没有那么乐观,法国是革命老区,对《冷》这种批判资本主义,深刻揭露资本家残酷剥削的电影,给予肯定是非常正常的;但英国和美国就不一定了。
事情确实如许望秋所料,欧洲大陆媒体以好评为主,而英国和美国媒体以差评为主。
意大利《新闻报》针对电影中冷这个意象进行了深入解读:“电影名为《冷》,这个冷具有双重含义。第一重,是生理上的冷。郑毅在遭遇灭门惨案后,他有了怕冷的怪癖,技术是夏天,他也总是穿着厚衣服,晚上睡觉的时候,他都和妻子分开睡,因为他要盖被子。第二重,是心理上的冷,是对社会、对现实的绝望。在电影的最后,郑毅终于明白这所有一切的悲剧,对是上层对下层的残酷压制,上层根本不把下层当人,而是看成种植的草,每隔十几年就会进行收割。制造出一个又一个人间惨剧的,是吃人的资本主义资本,这是体制问题。郑毅能够杀黄四郎,但他却无法对抗资本主义制度。所以,他杀了黄四郎之后,非但没有得道解脱,反而更加绝望了。在电影最后,郑毅对警察说,我冷。其实就是他内心绝望的反应。”
德国《南德意志报》对电影的色彩进行了深入分析:“许望秋前三部作品以强烈的个人风格,独特的视听语言震惊了世界。与之前的三部作品相比,《冷》在色彩与构图上更加风格化。红色是影片最具象征意义的色彩,画面间无处不在的红色布景、服饰与灯光,有着令人窒息的压迫感,无时无刻不在昭示着城市的罪恶、血腥与暴力;这种高度警示性、末世梦魇般的恐怖正是战争、欺诈、霸蛮动乱的时代写照,那些无所适从的时代失落者、渴望救赎自我却最终无法和解的抗争者,都显得可歌可泣。”
英国媒体抨击《冷》,主要是因为许望秋在电影说英国是幕后黑手,英国在残酷盘剥和压榨香江百姓;美国媒体则认为《冷》是在贬低资本主义,有鼓吹共产主义之嫌。
英国《泰晤士报》抨击道:“电影用大量的篇幅渲染了大资本家对中产阶级的盘剥,通过经济危机洗劫中产阶级的财富,将他们变成赤贫阶层,导致大量破产者自杀。在电影的最后,走投无路的郑毅杀死了,大地产商黄四郎一家。导演其实是在说,资本主义体制有问题,要想得救,必须革命,必须推翻资本主义。这是典型的社会主义宣传电影,整部电影虚实杂糅,叙述线索不明,节奏平板单一,表现出编导的思想混乱,以及掌控力的严重不逮。电影呈现的不是和解而是暴力,不是宽容而是仇恨。这样的电影既平庸,又令人反感。”
美国《华盛顿邮报》毫不客气地批评道:“一位导演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一部电影中有着对某些历史事件、某种社会机制的正负评价,这都司空见惯,也无可厚非。就像戈达尔极端激进的《中国姑娘》甚至《东风》这样高度政治化的电影,是以声画错位的布莱希特式的间离方式解构银幕认同幻觉、讨论政治斗争的可能性空间。贝托鲁奇的《1900》,涉及到共产主义、法茜斯主义、资本主义等重大的社会政治系统的历史进程,但影片的落脚点却是人在这些意识形态-历史过程中的抉择,归宿是人。一部电影,如果最终的落脚点,只是批判或者讴歌了某种意识形态、某种制度、某个社会机构、某类人,不管这种批判或者讴歌具有多种程度的正确性,这依然是一部宣传片。换一个方式表述,许望秋的立场虽然是非常激烈的左翼批判,但所持的表现方式却是最保守的宣传片美学。”
《纽约时报》毫不留情的给《冷》打了零分:“许望秋是一个意识形态强烈的导演,他的新作《冷》是一部带有明显宣传企图的电影。《冷》的内容很简单,香江大资本家利用经济危机,洗劫中层和底层的财富,一个心怀正义的好人郑毅被逼得走投无路,最终大开杀戒。郑毅杀死了香江大地产黄四郎一家,但他并没有获得救赎,他内心依然是绝望的。在电影的最后,他颤抖着说,我冷。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是冰冷的,是冷漠的。
许望秋没有告诉我们,底层如何才能避免被残酷盘剥,郑毅们如何才能获救。联想到许望秋的身份,一个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员,答案就呼之欲出,只有革命,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改变世界,才能解放所有的穷人。
如果是在20年前,像《冷》这样的电影是有煽动性的,会受年轻人的追捧。但在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社会主义陷入困境的今天,《冷》这种贬低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唱赞歌的电影只能沦为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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