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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被宣布离休那天,正是共和国的将士们授衔之日。

父亲离休前是本城守备区的司令,早在父亲离休前,守备区已被宣布撤消了,大批将士们转业回到了地方。那些日子,父亲度日如年。昔日热闹的营区一下子冷清下来,父亲独自一人站在偌大的操场上,一时间显得形只影单。蝉们躲在远处的树后,凄凉而又热闹地鸣唱着,一个小男孩站在树影下,喊着一二一的口令,模拟军人操练着自己。父亲痴痴地望着那光头小男孩,父亲恍惚地记起,以前操练将士们的时候,就是这个光头男孩躲在树下偷偷地学着军人们操练。此时,父亲看着光头男孩眼睛潮湿了。

父亲抬起头,看到了头顶那方天空,昔日的天空在父亲眼里无比辉煌,而此时的天空在父亲的心中空空荡荡。父亲在心里喟叹一声,三两滴清泪终于流下面颊。父亲那时已经预感到,以后自己将不再是守备区的司令了。

父亲的预感很快得到了证实。在全军将士们被宣布授衔那天,父亲离休了。也就是说父亲被结束了戎马生涯。早在这之前,父亲已明白了一条真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脱下军装,过平常百姓的日子那是迟早的事。父亲虽然有这种心理准备,但他仍然觉得自己离休来得太突然了。父亲很惶惑,父亲很不安。

不管怎么说,父亲说离就让人家给离了,离得父亲心不甘情不愿,其实父亲是很想戴一次少将军衔的。如果父亲不离,父亲被授个少将当不成问题。父亲被离,在他苍茫的脑海里浮现出一片乌云。父亲的日子黑了,父亲辉煌的梦想完蛋了。

父亲不知道离休的日子将怎么打发,更不知道不当司令的生活将怎么过。父亲在心里悲哀地喊了一声:我老石完蛋了。

父亲当兵的时候还不满十三岁。按他自己的话说,那时还没有枪高。父亲当兵的初衷异常简单而又明朗,那就是当兵可以吃饱肚子。

父亲当兵那个季节是个冬天。在这个季节里父亲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饥饿,饥饿感像老鼠一样在他的五脏六腑里乱蹿乱跳。其实父亲本不应该这么饿的,那时父亲家是有一亩二分地的,一年到头打下的粮食,虽不够一家人填饱肚子,糠菜半年粮的日子也还过得下去。但爷爷奶奶这对夫妻却是两个赌徒。在这大雪封路漫漫无边的冬季里,爷爷奶奶已赌红了眼睛。他们不仅在本村里赌,而且还要跋山涉雪到遥远的外村去赌。他们的肩上各扛着半口袋粮食,那是他们的赌金。这样赌来赌去,家里便四壁皆空了。

在那个漫长的冬季里,父亲一家只能喝西北风了。爷爷奶奶双双躺在炕上,他们盘算着用什么当赌金再去赌一次,赌博已占据了他们整个身心。冰凉的火炕已一连几天没有点燃人间的烟火了,他们感受到了寒冷。于是他们就瑟缩着身体偎在陈年旧絮做的棉被里。他们一时为找不到合适的赌金而长吁短叹。饥饿同时折磨着夫妻二人,他们不时地感受到因饥饿而产生的眼冒金星的幻觉。押赌的心理在这幻觉里疯长,奶奶终于说:他爸,不行咱就去陈二家借二斗米。爷爷半晌没有说话,陈二是什么东西在他心里一清二楚。陈二不仅是赌徒,且又是个老光棍,见到女人口水都能流出一碗。前两天在一次赌博中,爷爷曾输给过陈二两斗米。陈二曾厚颜无耻地说:不给米也行呀,让弟妹陪我一宿。爷爷当时就翻脸了,挥起一只空碗砸在陈二的脑门上。陈二的脑门立时青紫一块。爷爷心里同时也清楚,为赌博去借米,好人家是不会借的,也只能去找陈二了。爷爷咬了咬牙,终于点了点头。

于是夫妻俩便齐心协力地盼星星盼月亮地等父亲。他们知道,父亲一大早就外出讨饭去了。他们不敢奢求儿子能讨回一座金山银山来,他们盼望的是儿子讨回一碗半碗的米来,到那时他们要做半锅热热的粥喝下去,好有力气去支撑他们走上漫漫的赌博之路。

父亲在寒冷的天气里并没有讨到什么,他拿着一只空碗,趿拉着一双前露脚趾、后露脚跟的棉鞋,艰难地走在这寒冷的雪季里。那时父亲早已是饥肠辘辘,父亲就想:谁要是给一口吃的,就喊他一声爹,不,叫他祖宗也行。父亲吸溜着鼻子,手托空碗,蹒跚地走在雪地里,当时他在心里绝望地想:我要饿死了。

就在这时,父亲碰到了一支过路的队伍。队伍休息在村外的一片林地里,一群人围了一口大锅。锅里冒着热气,随着热气锅里蒸腾出一阵又一阵米香。父亲闻到米香,便在心里喊了一声:天呐,我的祖宗。

父亲不敢靠近,他便手托了空碗站在一棵落满积雪的树下,遥望着那口飘着米香的大锅。

锅里的米终于熟了,于是围坐在大锅周围的兵们一个个走近那口大锅,由一个脸上长满胡子的老兵把他们的空碗盛满热气腾腾的米粥。接着那些兵们手托粥碗,有声有色地吸溜着碗里的粥。那声音在父亲的耳朵里不啻于山呼海啸,那口粥锅像一个巨大的磁场深深地吸引着父亲。父亲在心里喊了一声:天呐!他便梦游似的向那口粥锅走去。那时,父亲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喝粥。我要吃饭。他终于来到了锅旁,他的腿一弯便给满脸长满胡子的兵跪下了。跪下之后他喊了一声:爹,祖宗!

父亲终于如愿以偿地吃到了一碗粥。不多一会儿,吃饭的部队就出发了。他们背起那口大锅,踩着没膝的积雪“吱吱嘎嘎”地向远方走去。父亲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我要喝粥,我要喝粥……远去的队伍无疑是有粥喝的。父亲慌慌张张地舔净了碗里最后一粒米,歪扭着身子,踩着那队人马留下的脚印,向前追去。

那一年冬天,父亲还差三个月零两天满十三岁。

父亲从此便和部队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此以后,父亲参加了著名的三大战役。

三大战役连连告捷,这是在以后和平日子里,父亲所津津乐道的。

十三岁参军的父亲,从此过上了能吃饱饭的日子。其实在战争岁月中,父亲也有曾吃不上饭或吃不饱饭的时候,但那是少数。因此,父亲已经心满意足了。于是父亲就很踏实地一口气当了四十多年的兵,将大半辈子都献给了戎马生涯。父亲对自己选择的道路从没有过半点的悔意,如果说当初父亲是为吃饱饭而走进部队,那么在以后的生活中,父亲的觉悟和使命感已远远超过了这种范围。

父亲曾参加过无数次战斗,除著名的三大战役之外,父亲还参加过抗美援朝,包括并不十分著名的珍宝岛自卫还击战。在众多的战役中,父亲大难不死,这就注定了必有后福这句话。在战斗中,排、连、营、团……父亲是一步步走过来的。他每晋升一级都付出了血的代价,他身上三十八处的伤疤可以作证。最后在和平生活中,他的职务达到了他一生的顶峰:守备区司令。在中国部队的建制里,能叫上司令的也不是一般人物了。

父亲终于是个官了。父亲是个官的优越感,在母亲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母亲是父亲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认识的,确切地说,父亲是在淮海战役认识的母亲。那个年代战火纷飞,兵荒马乱,首先受到劫难的自然是老百姓。那时淮海战役已接近尾声,蒋家王朝眼见着江河日下,蒋家的军队穷途末路,见鸡抢鸡,见狗杀狗。一时间闹得鸡犬不宁,百姓不见宁日,逃难的人群遍地皆是。那一年母亲十七岁,裹挟在遭难的人群中仓皇北撤。母亲不是一个人逃出来的,刚逃离家乡时,一大家子人,有父母,也有兄弟姐妹。在这期间,逃难的队伍曾遭到蒋军的空军部队激烈而又疯狂的轰炸。蒋介石的空军错把逃难的百姓当成了共军。因此,在那场劫难中母亲便和家人逃散了。父亲见到母亲的时候,母亲和家人逃散已有些日月了。母亲仍在盲目地寻找着她失散的亲人,当时母亲也已经三天没有吃到东西了,就在这时候,父亲发现了母亲。母亲正躲在一个破败的小村外的一片小树林里,那时的母亲早已是饥寒交迫无力行走了。时间已近傍晚,母亲原打算在这片小树林里躲过这个难挨的夜晚,如果明天还活着的话,她将继续去寻找失散的亲人。正在这时,父亲的部队来到了这片树林旁,结果父亲就发现了母亲。父亲发现母亲的那一刻,吃惊不小,母亲的眉眼使父亲想到了他的妹妹。父亲是有过妹妹的,妹妹在七岁那一年的冬天,冻死在雪壳子里。妹妹是在寻找赌博的爷爷和奶奶走进雪地里的,当时天黑雪厚,父亲的妹妹掉进了雪壳子里。她死前是挣扎过的,周围的雪地被她那双小手抓挠得面目全非,结果她没能挣扎出来,就那么伸着一双小手一直被冻死。

于是妹妹的形象永远定格在父亲的记忆深处,不论是在夜深人静的夜晚,还是在闲暇时明媚的阳光中,父亲总要想起妹妹。母亲命运的改变完全因为她长得很像父亲的妹妹。父亲发现这一点以后,他长驱直入地向母亲走去。母亲在她十七岁的生涯中没见过多大世面,她本能地对挂枪的人有一种恐惧。她盯着走过来的父亲本能地哆嗦着身子,脸色因而变得苍白,毫无血色。母亲这种神色愈加像父亲死去的妹妹,父亲妹妹死时脸色也是这样的苍白。在那一瞬,父亲恍似觉得自己走在梦中。他差一点喊出妹妹的小名——小丫。当他回了一次头,看到本连的战士们正目光复杂地注意他的时候,他才从似梦似幻的感觉中走了出来。于是他张开的嘴里喊出一句:老乡,别怕,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母亲一直居住在敌占区,以前听说过解放军,但对解放军并没有本质上的认识。她听了父亲的话,仍浑身打着哆嗦。

当父亲站在母亲面前时,母亲突然就给父亲跪下了,母亲哆嗦着说:长官,你可怜可怜俺吧。俺都三天没吃东西了。

在母亲的潜意识中,父亲是要对她非礼的。在敌占区和逃难的路上,她曾亲眼见过许多年轻的姐妹被蒋军**、杀戮。她跪在地上想求父亲放过她。

那一刻,父亲的心疼了一下,又疼了一下。他觉得不是母亲在求他,而是妹妹在求他。他恍如听到妹妹在他身旁说:哥,我饿。父亲几乎不假思索地把身上的干粮一股脑地放在了母亲面前。母亲在突如其来的变故中惊得不知所措,她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竟会是真的。母亲太饿了,她来不及多想,便抓起了地上的食物。那时她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死也要做一个饱死鬼,她想:身遭不测是在所难免了。

父亲一直看着母亲狼吞虎咽,他深知饥饿的滋味,在那一瞬父亲下了决心——我要救她。在母亲狼吞虎咽吃完父亲所有的食物后,父亲把母亲带到了残破的小村里。在小村里,父亲为母亲找到了一间同样残破的小屋,小屋的主人不知是逃荒去了,还是死了。父亲一直看着母亲走进小屋,那一刻,他的心里充满了柔情。父亲又一次想到了自己的妹妹,如果妹妹仍活着的话,大概也这么大了。

于是父亲问母亲:老乡,你多大了?

母亲又一次给父亲跪下了,她颤着声答:长官,俺刚十六岁,你就饶了俺吧。母亲又一次误会了,她有意把自己说小一岁,表情也是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以此来唤醒父亲的同情心。

要是小丫活着,今年刚好十七。父亲似在自言自语。

母亲忙说:不,长官,俺十六。

父亲叹了口长气,他弯下腰伸手把母亲从地上扶了起来,然后问:你叫什么?

母亲说:俺叫桔梗。你饶了俺吧,长官。

父亲从兜里掏出几块银元,那是他一年的军饷。父亲一直没舍得花,他把这几块银元放到母亲的手里。父亲望着母亲那双惊魂未定的眼睛说:听着桔梗,这钱你拿着,以后就呆在这里,哪也不要去,等打完仗我就来接你。

说完这些父亲就走了,走在母亲疑惑种种的一双目光中。

父亲一直牢记着自己的话,母亲也同样牢记着父亲的话。

母亲惊讶自己碰到了天底下的大好人了,不仅给自己吃的,而且还给了自己这么多钱,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而且还口口声声让自己等着的话。母亲以为自己是在梦里了。待她清醒之后,走出残破的小屋望着父亲远去的身影时,她又一次跪下了。这一次她跪得心甘情愿,地久天长,直到父亲的部队消失在村外的夜色中。

在以后母亲等待父亲的岁月中,她等得坚贞不渝,海枯石烂。她坚信父亲是个好人,她没有理由不等待父亲。

几年以后母亲终于等来了父亲,那时父亲已经是营长了。淮海战役结束不久,共和国便诞生了,蒋介石逃到了台湾,父亲的部队驻扎在北方的一座城市里。当时抗美援朝还没有爆发,边远地区剿匪工作仍在继续,总之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在这大好形势里,父亲刻骨铭心地想起了母亲。他没有忘记自己说过的话,他一想起母亲,便联想到了七岁的妹妹,举着一双冻得红肿的小手在雪地里挣扎的情景。当了营长的父亲仍然光棍一条。许多将士在战争年代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找对象,现在全国解放了,在一片国泰民安的气氛中掀起了搞对象的热潮。父亲离开了部队,离开了北方那座城市,千里迢迢地找到了母亲。

母亲嫁给父亲以后一直没有工作,母亲从农村进城以后是很想工作的,但阴差阳错,母亲的想法一直没能实现。母亲嫁给父亲不久,著名的抗美援朝便爆发了。父亲成了志愿军,在一个有风的夜晚跨过了鸭绿江,走上了抗美援朝的战场。

那一年母亲刚刚二十出头。母亲已怀孕在身,她和参战的家属一样被安排在部队的留守处。母亲一边孕育腹中的孩子,一边牵肠挂肚地思念朝鲜战场上的父亲。她相信父亲会活着回来的。她自从见过父亲第一面之后,便鬼使神差地等待父亲,一等就等了几年,直到她又一次看见父亲出现在她面前。那一瞬间,她大叫了一声,差点晕倒过去。事后她想起等待父亲这事有些荒诞,她第一次见到父亲,甚至都不知道父亲的姓名。父亲又一次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坚信父亲就是她的救世主。父亲的形象便灯塔一样地燃在了她的心里,她更相信父亲是个好人。好人会一生平安的,父亲不论走到哪里,最终都会平安地回到她的身边。

母亲在等待父亲平安归来的日月中,生下了敏。母亲本想为父亲生个儿子的,她知道父亲喜欢男孩,父亲的意愿便是她的意愿。没想到第一个孩子却是个女孩,这使得母亲的情绪有些低落,低落的情绪又很快在母亲的心中烟消云散了。她想,只要能生女孩,男孩也一定会有的。只要父亲愿意,她甘愿为父亲生一个排一个连。那时她生活中最大的目的便是一边抚养敏,一边期待父亲平安地从战场上回来。

又是个几年以后,父亲又一次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母亲的面前。父亲平安回来,这在母亲的意料之中。当时父亲已经是团长了,母亲见到父亲的第一句话便是:下一次俺一准给你生个儿子!父亲望望母亲,又看一眼躲在母亲身后偷眼打量着自己的敏,他笑了。

母亲很快便又一次怀孕了,没多久权便出生了。权果然是个儿子。产房里的母亲虚弱地冲父亲苍白地笑笑说:俺说过一准给你生个儿子。母亲从父亲的表情里看不出高兴也看不出失落,母亲便又说:俺还会生的。下一次一准还是个儿子。

父亲看着权,看着母亲,然后闷头吸烟。他考虑的不是男孩、女孩,他考虑着以后的生活。那时父亲已从部队节约开支中察觉到将来会有紧日子过了。

果然,在权不满二岁的那一年,中国当代史中著名的******向多灾多难的人们走来。父亲、母亲、敏、权一家四口人和全国人民一样过起了忍饥挨饿的日子。

起初部队比地方好一些,能定量地向军人及家属发放一些粮油及副食,到最后这些定量的东西也被取消了。定量的补助只对基层官兵,像家属及子女,户口在地方上的只能和普通百姓一样了。母亲没有工作,敏和权正长身体,嗷嗷待哺的两个孩子围绕着母亲叫苦连天。父亲的日子要比母亲及家里的孩子好过一些,他每日三餐吃食堂。后来三餐也改成两餐了。父亲每天把属于自己那一份饭菜偷偷地带回来,他舍不得吃,母亲也舍不得吃,他们看着敏和权如狼似虎地分吃着父亲的那份饭菜。母亲这时会背过身去擦眼泪,父亲勾着头吸烟,他极力地控制着不去看敏和权。阵阵袭来的饥饿感,使父亲又一次想起了十三岁以前的生活。敏因吃得太急,一口饭噎在了嗓子眼,她的喉咙呕呕作响,一张小脸憋得通红。父亲伸出手在敏的背上轻捶了两下。敏使他想起了自己的妹妹,他三两滴泪水落在敏的头上。

父亲那时有许多大事需要他操心。全团一千多号人马,在吃不饱饭的情况下并不能放松训练。美帝苏修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中国,蒋介石在台湾也趁火打劫,时时刻刻想颠覆大陆。父亲不仅忧国忧民,全团人马因忍饥挨饿军心开始涣散。前几日,有两个新兵因无法忍受饥饿开了小差,准备跑回老家。还没有到火车站便被抓了回来,气得父亲扇了两个逃兵每人一个耳光。那两个兵就给父亲跪下,他们一边哭一边说:求求您了团长,我们饿得实在受不了。让我们走吧。

父亲拍着桌子大吼:混账,放你们回家就不饿了么?

两个兵又说:要死就让我们一家人死在一块吧。那时,饿死人的例子已不足为奇了。

父亲气得团团乱转,两个兵被带走后,父亲找来了后勤处长。他命令后勤处长一定想办法让战士们吃饱。后勤处长神情为难,不是他不想努力,而是实在没有办法。后勤处长还是搓着手走了。

秋天的时候,后勤处长终于弄来了半卡车白菜,却搭上了一条战士的命。白菜是在一个山沟里买的,后勤处长带着几个战士几乎跑了一天的路,通过后勤处长昔日的战友,战友正当着生产队长。其实山沟里的人们也正在忍受着饥饿,但战友念及战友的情分,以及军民鱼水情,还是动员每户社员都匀出几棵白菜,支援亲人解放军。后勤处长带着卡车拉着白菜连夜往回赶,结果在路上就发生了车祸,车翻到了沟里,车上的一个战士便牺牲了。

白菜拉回那天,全团官兵的心情极为沉重,他们列队站在半卡车白菜旁向战友告别。后勤处长哭肿了眼睛。后来那半卡车白菜就晾晒在食堂门前的空地上,由炊事班长日夜看护。那些日子,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老兵坐在马扎上守望着那些白菜。经日守护使炊事班长困顿异常,他的头一点一点向前垂落着。这时事情就发生了。母亲已经无数次光顾过晾着白菜的空地了,她被那些白菜诱惑得已经神不守舍了。她心里异常清楚这白菜不能拿,但敏和权因饥饿而发出的哭嚎声又使她下定决心非拿一棵白菜不可。于是她数次徘徊在晾着白菜的空地上,心里经过反复斗争后,她终于趁炊事班长的头又一次垂荡在胸前时,向白菜伸出了双手。

炊事班长还是看见了母亲怀抱白菜匆匆而去的背影。起初那一瞬他是惊愕和气愤的,但当他发现那是母亲而不是别人时,善良的老班长把一双眼睛死死闭上了,他在心里重重叹了一声,不知为谁。

那棵白菜被晚上下班回来的父亲发现了。那已经不是一棵完整的白菜了,确切地说是半棵,另外一半被母亲迫不及待地做成了汤,又被敏和权狼吞虎咽地吃到肚子里。父亲发现那棵白菜后脸就白了,他声色俱厉地问了几遍母亲。母亲被逼无奈,终于从实招来。母亲的话还没有说完,脸上便挨了一记重重的耳光。这是父亲第一次打母亲,也是最后一次打母亲。父亲打完母亲,拿起那半棵白菜便走出了家门,他的身后传来敏和权尖厉的哭声。

父亲把半棵白菜和十元钱交给后勤处长。待后勤处长明白过来之后,孩子似的“哇”地哭出了声。他边哭边说:团长哇,我这个后勤处长没有当好呀——

父亲摘下帽子说:是我这个团长没有当好!

当天晚上全团点名时,父亲宣布给炊事班长警告一次,原因是没有恪尽职守看守好白菜。父亲又在全团官兵面前做了深刻检查,理由是自己没有教育好家属。

白菜事件给母亲带来了极深刻的教训,同时她的自尊心也受到了刻骨铭心的伤害。那次之后,她好长一段时间不再理父亲,她已下定决心,要靠自己的力量养活自己和两个孩子。她是这么想的,果然也是这么做的。一大早,她便把敏和权叫起来了,父亲前脚走出家门,她便后脚带着两个孩子上路了。她背着权,领着敏,他们向郊区走去。

秋收已过,田野里空旷无边。母亲拉着敏背着权一直走向空旷的田野。秋收后的田野,早已被无数人翻找过几遍了,一支豆荚,一粒包谷都已很难发现了,但母亲坚信会有收获的。于是她勤奋仔细地在田野里寻找着,落叶下,脚印中,母亲总能寻找到一星半点的颗粒,点点滴滴地把这些颗粒聚在一起,终于有一些收获了。回到家后,这些颗粒成了三个人的口粮。母亲总能把这些粗糙的颗粒加工成很细致的食物,敏和权吃上这些食物便不再哭闹了。父亲端回的饭菜,母亲不再让敏和权动一口。父亲一次次规劝推让都不能得逞,最后无滋无味地还是自己吃了。

父亲这一点被母亲在以后的生活中抓到了把柄,她对父亲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别看你当个官,俺娘仨可没借着你,父亲总是默默。父亲成为守备区司令以后,不仅时代发生了变化,家里自然也发生了变化。变化最大的当属母亲。

那时的母亲已过了中年,敏和权都大了,日子虽不富裕,但吃喝是不愁了。于是母亲就很有心情地照料父亲,照料这个家。

母亲是一位家庭妇女。她没工作过一天,这就给她成为一个合格的家庭妇女提供了充足的条件。那时,还不时兴家里请保姆,家里一切细枝末节的事,便都由母亲一人操持了。母亲吃完早饭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擦地抹桌子。等家里的陈设都明亮起来后,她便开始梳头换衣服,然后气度不凡地走出家门。看她的样子像是上街买菜,但她又不急于走出营院。从走出家门到走出营院大门,她从容不迫尽量使这个过程延长。原因是,在这过程中,她总能碰到许多熟悉的或不熟悉的面孔,熟悉的大都是一些军官及没有工作的家属们,不熟悉的大都是一些战士。不管熟悉或不熟悉的,他们一律热情又谦恭地和母亲打着招呼,年龄大一些的称母亲为嫂子,年轻的则称阿姨。这时的母亲,表情是晴朗的,神态是慈祥的。她一边应答着一声声问候,一边款款地向前走去。母亲每天出门,买不买菜都无关紧要,但走出家门享受一声声问候是少不了的。她走出大门时,门卫总要向她敬礼,进门的时候自然也一样。在守备区里,母亲和父亲一样著名。母亲往往从外面回来时,手里提几棵葱,或一捆小白菜。其实这些东西可买可不买,但这些东西是母亲每天出一次门的由头。

接下来的时间里,母亲开始做饭。母亲当了一辈子家庭妇女,做了一辈子饭。做饭这个差事早就对她失去了吸引力,况且在做饭菜的手艺上她又不思进取。于是一年四季的饭菜大都是一个味道。敏和权就经常反抗,言辞委婉地提一些意见。这时,母亲的态度是明朗的,她说:不满意就自己做,不爱吃就下馆子去。

敏和权不可能不吃饭,又不可能每日去下馆子,听了母亲的话,表情讪讪的。

父亲就说:你妈做的菜很好,我爱吃!

父亲这句话等于给母亲画圈了,定论了,任何人也无法翻案了。父亲说的不是假话,他吃母亲做的饭菜总是食欲极好,吃罢饭总是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随着时代的变化,父亲的社交活动明显多了起来,有时是其他单位请守备区的领导,有时是守备区请别人。因此,父亲在外面吃饭的机会便多了起来。父亲每次酒宴之后,都要回来再吃一次,他总是说酒宴的饭菜不如母亲做的好吃。时间长了,父亲再去吃酒宴不能在吃饭时间准时回来时,母亲就给父亲留一份饭。父亲这一做法,极大地鼓舞了母亲不思进取的想法。她不仅不思进取,还多了些沾沾自喜的味道。每当看到父亲酒宴回来之后,重温她的饭菜时,她的眼角眉梢都透着发自肺腑的喜气。于是她老调重弹的饭菜一如既往地做下去。敏和权看到大局已定也懒得多嘴。直到敏和权自己单独成家另过日月,才结束了这一段无法忘却的历史。

父亲不识几个大字,母亲也几乎不识什么字。这是父母那个年代共同的悲剧。父亲在十三岁参军前一个字也不认得,到部队后曾参加过部队组织的文化学习班。有时刚认得几个字,就又打仗了。等打完仗下来,刚认得的几个字又忘了。就这样断断续续的,父亲总算认识了几个字。母亲也没上过一天学,小时候家里穷,又是女人,认字的机会自然是没有了。母亲认识的几个字大都是父亲教的,所以说,母亲认得字的数字绝超不过父亲。字识得太少,这给父亲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父亲最认得的几个字是自己的名字。当然父亲的名字也是参军后领导给起的,叫石光荣。在以后的岁月中,父亲会经常遇到诸如签字这样的麻烦事。父亲是会写自己的名字的,但经常会把这三个字的秩序弄乱了,比如石荣光或者光荣石等,看见父亲签错字的下级,想笑又不好笑,于是就忍着。父亲端详着自己乱了秩序的名字认真地琢磨着,半晌之后,把签完字的文件或者收据之类的东西递给下级道:他个娘,写个名字也怪累人的。以后我就画圈吧。

于是以后父亲就开始画圈了。父亲的圈也总是画不圆,歪七扭八的,有时像只梨,有时像只桃。父亲看着自己的圈安慰似的说:好赖就是它了。

下级就笑,隐忍的那一种。

父亲也笑,很开心的样子。

父母虽识字不多,但报纸是要看的。父亲的办公室里订着几种报纸。白天工作忙,父亲没有时间看报纸,便晚上带回家来看。早些时候,家里还没有电视机,只有收音机。父亲看报纸时,总要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得很大,他一边听收音机一边看报纸。这时父亲的耳朵和眼睛都异常地专注,眼睛落在报纸他认得的一个字上便凝神不动了,耳朵却十二分认真地听着收音机播报的新闻。他相信,报纸印出来的事就是收音机里说的。父亲虽认字不多,记忆力却惊人,只要收音机里播报过的新闻,他总能过耳不忘。于是在会上,父亲总能一套套地讲出一些国内外的大事来。因为父亲认字不多,他每次讲话时自然不会有什么讲稿,但每次讲话父亲总能说出一二三四来。父亲极有演讲的才能。

母亲在一般情况下是不看报纸的,母亲看报纸的时间是来客人的时候。客人大都是父亲的一些下级或者其他部队的老战友出差路过此地,来家里坐一坐。母亲在为客人泡完茶后,基本上就没什么事可干了,但她也并不想离开,于是便看报纸。她看报纸先看图片,把一二三四版的图片看过之后,她的目光便定在报纸的第一版上不动了。她在认真地听父亲和客人或者下级讲话,因此,母亲就了解了许多父亲单位上的事。父亲在工作中,母亲以妇人之见影响着父亲,使父亲的水平打了些折扣。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敏和权在流逝的岁月中渐渐就长大成人了,那时中学毕业后还不时兴考大学,参军却是部队干部子女中最时髦的出路。当兵也不会在父亲本单位当,而是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父亲有许多老战友,都在本城驻军中担任着重要角色,于是父亲便把敏和权纷纷送到战友的门下去当兵。战友的子女自然也会很放心地送到父亲的门下,这种战友之间相互帮忙的例子在当时极为普通,也最为常见。

先当兵的自然是敏。敏先是在本城某集团军里当卫生兵,后来敏就提干了。敏提干是很自然的事情,提干后的敏仍然是在医院里工作。在部队医院工作敏自然认识了许多前来住院的干部战士。部队医院里前来住院的病号都没什么大病,单调的连队生活使人乏味了,便纷纷流动着到医院里“泡”上一段时间。这些青年男人们来医院最大的愿望就是看一看同样青春的女兵们。年轻女兵们在他们眼里个个都是那么漂亮,于是有事没事总爱和这些女兵们瞎“贫”。“贫”来“贫”去,青年男女就会贫出点事端。敏和一个排长就“贫”出了事端的苗头。

敏很漂亮,敏的身上集中了父母所有的优点。父亲是北方人,母亲是南方人;父亲耿直豪放,母亲细腻柔弱,这就结合出了敏的长相和特点。和敏犯“贫”的人多得数不清,但敏一个也没看上,敏单单看上了姓王的排长。王排长和敏同岁,个头足有一米八,是团部球队的中锋。敏和王排长“贫”上之后,相互都有舍不得的苗头了。每当机关组织篮球赛事时,敏不管是否值班,她总要想办法去看王比赛的。场地旁最热情的观众可能就是敏了,一场比赛完事之后,敏总会红了手掌,哑了嗓子。这是敏痴情的结果。王也会不失时机地频频来到医院里和敏约会,能遮挡住人的晾衣场上,小树林里都留下了敏和王出双入对的身影。无疑在那时刻,敏和王走火入魔地恋爱了。

首先发现这一苗头的当属母亲。

以前敏没恋爱时,在不值班的时间里总要回家。她和母亲的关系也亲密无间。自从敏走火入魔之后,情况发生了逆转。敏十天半月的不回家一次,就是回来了也呆不多长时间又匆匆地走了。那时的敏浑身上下笼罩着爱情的光芒。敏为爱情变得消瘦了,但脸颊上却红晕出升,始终处在神情亢奋发烧发热状态。这一切都使母亲疑窦丛生。母亲便计上心来。

那一日是个星期天,敏照例打电话说,今天加班就不回来了。敏放下电话不久,母亲就又给敏的科室打了一个电话说有事找敏,接电话的人说:敏今天不值班。

母亲说:噢——

原来如此。母亲并不声张,她开始包饺子,这是母亲一生中做饭水平一次质的飞跃。母亲终于包好了饺子,她打发权去给敏送饺子去。起初权不太情愿,后来母亲偷偷地把父亲一盒烟塞到权的兜里,权才高兴离去。那时权快高中毕业了,已经开始偷偷学着抽烟了,这事母亲知道,父亲并不知道。母亲对权学抽烟的事一直睁眼闭眼的佯装不知,在她的观念中,男人吸烟、喝酒那是很自然的事。

权受到了母亲的奖励,情绪高涨地来到敏的宿舍。敏的宿舍平时住几个人,今天是星期天,不值班的回家了,值班的便都到科里去了。因此,敏在这大好的时光中,正如火如荼地和王谈爱说情。权费了好大的劲才敲开敏的门。权就看到了王,王也面色潮红,头发蓬乱。权也快算是大人了,一看什么都明了,把装着饺子的饭盒递到敏的手上,便逃也似的离开了。

刚开始权并不想对母亲说出真相,母亲就说:权你说实话,以后俺还帮你偷你爸的烟。权经不住母亲的诱惑便把看到的一切都说了。母亲就笑了,笑得意味深长。

晚上,敏终于回来了。母亲召集了父亲、权一起讨伐敏。敏觉得躲是躲不过了,招不招那是早晚的事,于是便把什么都招了。

父亲和母亲并没有说什么。第二日上班的时候,父亲就给老战友的下级打了一个电话,说是要调查一下王。调查结果很快就有了,王出身贫农,根红苗正,只是家境贫寒。

晚上睡觉的时候,父亲和母亲通了个气。父母一致认为这门亲事不合适。父亲、母亲在晚上睡觉时经常商量家里家外的大事,有许多著名和不著名的大事都是在床上研究决定的。父母否定了王,很快就肯定了何。何是父亲一位老战友的儿子,老战友在另一个守备区当着司令。父母认为司令的儿子娶另一位司令的女儿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父亲又一个电话打到当司令的老战友那里。两人先是扯了一通陈芝麻烂谷子的陈年往事,但话题很快便转到何和敏的身上。两个司令心有灵犀,很快就达成了意向,让何娶敏。这是最合适的一对了,还费那么多口舌干吗!娶就是了,嫁就是了。

这是敏的末日,也是敏的开始。

敏和何在父母的精心安排下,谈起了“恋爱”。起初敏死也不同意,父母便把敏和何反锁在屋子里。敏哭泣,何吸烟,两人不说一句话。何找话和敏搭讪,敏不理,一心一意地哭。

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效果并不理想。敏仍抽空和王见面。

父亲母亲又在床上商议了一次,后来母亲就说:把王调走,看她谈不谈。

父亲觉得这个办法可行,便又定下了一个事。次日,父亲就又打了个电话。没两天,王便被调走了,调到离城市有几百里的一个哨所当排长去了。

敏在现实面前不得不低下自信的头颅,于是她只能和何成双入对了。

不久敏和何便结婚了。

何在父亲的手下先是当参谋,后来当科长。何对敏百依百顺,何对父母更是唯命是从,何是个聪明人。就在父母认定敏和何是最适合的一对恩爱夫妻时,敏和何离婚了。当然这都是父亲离休以后的事了。

权的婚姻几乎遭到了敏同样的下场。

权中学毕业后自然也是当兵,自然也在父亲老战友的门下,父亲这位老战友在省军区。权当的是文艺兵,权很有些文艺天赋,这一点,一点也不像父母。在学校的时候,权就在文艺宣传队干过,演过洪常青,也演过杨子荣。权上学时还看过许多书,权看的书都是一些在当时认为有毒的爱情。因此,权感情细腻,多愁善感,又有些早熟,这一点很像母亲。

权当兵一直在省军区文艺宣传队。宣传队里有男兵也有女兵,一天到晚唱唱跳跳,男男女女在一起嘻嘻哈哈,很快乐的样子。有男女的地方就会产生爱情,这一点也不奇怪,权就有了爱情。和权产生爱情的是一位拉小提琴的女兵,叫斐。斐很不一般,父母都是搞音乐的教授,因此她在父母的影响下很小就拉琴,斐在琴声中长大,显得苍白而又端庄。斐文静而又忧郁,这和她拉琴不无关系。斐爱拉古典音乐,也拉外国名曲,那些名曲大都和爱情有关,于是斐就显得与众不同,非同凡响。按理说斐是不会来当兵的,原因是父母搞音乐搞出了问题,被人说成是封资修,于是斐的父母被发配到偏远的农村去改造了。正巧,斐的一个什么亲戚和部队某位领导沾亲带故,这么着斐便来到了部队。

斐除拉琴外并没有其他特长,既不会唱也不会跳。文艺宣传队演出的大都是样板戏,或者是自编自演的有关干部、战士的小节目,斐的小提琴就很少派上用场。斐就显得比较孤独,这和她有些忧郁的性格完全相符。斐的孤独显得与众不同又出类拔萃,很快便博得了权的喜爱。权在到宣传队一年三个月后,便顺利地提干了,提干后的权职务是正排级宣传队创作员。权除编排一些小节目外,也客串着演洪常青和杨子荣,权干的都是一些很光荣的事情,引起女孩子们的注目这很合情理。唯一对权不冷不热的女孩便是斐,斐便深深吸引了权。权很快就爱上了斐,斐这种女孩子是外冷里热那一种,最好征服也最不好征服。权在文艺宣传队里多才多艺,又这么快就提干成人,博得斐心动也不是件太难的事情。

两人的爱情之花便奇异地开放了。权不是敏,敏的教训权时刻深深牢记,权多愁善感,但又很有心计。权在爱情问题上显得老到而又沉稳,无疑那些外国爱情对权帮助巨大。权不像敏那样张牙舞爪,权自认为自己是干大事的人,连一个小小的爱情都搞不成功,还能成就什么大事!权在不显山不露水之间,跟斐那个了。有了初一就有十五,这在爱情男女中几乎成了规律。那一年权二十一,斐十九。权在爱情问题上是要先斩后奏的。

如果事情这么发展下去也没什么,权是父母的宝贝儿子,权在父母的心目中要比敏重得多。在权偷偷吸烟、喝酒的问题上,父母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他们找一个儿媳,又是斐这样的儿媳,他们理应不会难为权。

结果事情却发生了。事情的起因是父亲的一个老战友荣升到军区当上了参谋长,这对父亲和老战友都是一件大好事。在老战友荣升参谋长不久,给父亲来了一个电话,说了许多关于友谊的话题,这令父亲大为感?动。参谋长话锋一转就提到了自己的女儿,参谋长的女儿叫静。静正在父亲手下当一名机要秘书,刚二十就转干了。这在那个年代,或当今这个年代,将门虎子(女)一点也不奇怪。参谋长在说到静时是轻描淡写的,他在着重说权,权他是见过的,于是在电话里他把权表扬得无以复加。最后军区参谋长就总结地说:要不就让两个孩子那啥吧,老石你看呢?

父亲就什么都明白了,当即在电话里向老战友表态:就让两个孩子那啥,参谋长你放心吧,哈哈哈哈……

又是在晚上睡觉时,父亲把这一重大喜讯传达给了母亲。母亲就说:这事好哇,其实俺早就琢磨过这事,还怕人家不愿意呢?

接下来父母又分析了一通眼下的局势,老战友如今当上了参谋长,老战友的年龄比父亲还要小两岁,今天能当上参谋长,谁敢说以后不能当上军区的司令?要是和老战友能攀上亲家,这就是亲上加亲了,以后诸多问题还有啥说的?

那一晚,父母盘算着将来,激动得几乎一夜没睡觉。

第二日,由母亲打电话把权召了回来,语重心长地把人生大事说了。权当时想,终于来了,但权没乱了方寸,他也一五一十地把和斐的关系说了。母亲的脸色就有些发白,母亲毕竟是母亲,母亲很快镇定下来说:只要你和斐断绝关系,斐的事怎么都好说,以后入党、提干就包在咱家身上了。

权说:那是不可能的!

敏的那一幕又出现了。权毕竟不是敏,权要显得坚强而又果敢。被反锁在家里时,他一边吹笛子一边思念斐。这样权和母亲坚持了足有半个月,仍分不出胜负。权觉得自己迟早会胜利的,他认为主动权在自己手里。他已快刀斩乱麻让斐怀上了自己的孩子,也就是说生米早已做成了熟饭,别说母亲就是老石也没辙。权在被母亲“囚禁”了半个月后,洋洋得意地把最后王牌亮了出来。他原以为亮出这张王牌父母就没招了,没想到一连两天没见动静。

在这两天中,母亲采取了行动。她把斐带到了医院,先是做了检查,随后就把斐肚里的孩子做掉了。斐的工作异常好做,三言两语之后,斐只剩下了无助的哭泣。权不在她的身边,斐的主意和勇气便都烟消云散了。母亲轻而易举地处理了斐肚里的孩子,同时也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权。权确信之后,疯狂了。他开始哭闹,几乎失去了理智,要死要活。他一边痛哭一边发誓:非斐不娶,宁死不屈。

母亲在几乎失望的情况下,采取了果断措施。她开始绝食,用生命与权的一意孤行进行最后的较量。那几日,不论是白天和夜晚,她把自己和权锁在一间屋子里。权起初不理,躺在床上蒙上被子。母亲不仅绝食,而且还给权下跪,长跪不起。她用她的隐忍和脆弱的权抗争着。权起初不理,后来权就哭。母亲闭着眼睛几乎匍匐在了地上。母亲开始呼吸短促,三天以后母亲真真假假地躺在了地上,面如死灰。权真的害怕了,他跳下床抱住了母亲大哭不止地说:“妈,我答应你了。妈——”母亲也哭了,为了自己的胜利。权哭得伤心无比,为了自己的失败。权提出了最后的条件:让斐入党,提干,然后调她回自己的老家去。

父亲答应了,用最快的速度给斐办理完所有的手续。

又过了不久,权便和静举行了婚礼。

权和静结婚后,权调出了文艺宣传队,告别了那个令他伤心落泪的地方。后来权开始写了。

他和静不吵不闹,一副恩恩爱爱的样子,后来也生了一个孩子。权经常独自一人吹笛子,笛声缠缠绵绵,在母亲听来像南方的雨季。

80年代末,权和静终于离婚了。离婚之后的权去了南方,不久他就和斐结婚了。斐一直在等权,斐已成了音乐学院的一名老师。权却成了自由撰稿人,权一心一意写爱情,权的爱情红遍了南方也红遍了北方。

权写用的是另外一个名字,就是用真实姓名,父亲母亲也不会知道权会写,因为他们从来不看。最主要的是,他们认不全那些字。

在父亲离休之后,敏和权双双离婚。这给父母的心灵带来很重的创伤,他们到死也不会明白,他们为两个孩子精心编织的生活,到底哪出现了问题。他们一直在苦苦思索着这一个问题,这成了他们晚年一个主要的话题,他们明白了么?理解了么?

父亲的婚姻观是:男人在女人的帮助下过日子。

母亲的婚姻观是:女人一旦嫁给男人,就应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生死与共。

父亲所在的守备区解散前,他是听到了一些消息的。父亲的消息当然来自老战友们的关怀和叮咛。那些日子父亲的心里很苦闷也很彷徨。父亲在得到守备区撤销的同时,也得到了另外一个消息,部队将士要恢复军衔制。军衔对父亲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父亲还记得抗美援朝回国后,部队也授过一次衔。那时他是少校团长。父亲雄心勃勃,今天是少校,以后就会是中校、上校……这样一路晋升下去,成为将军那是迟早的事。没想到,几年之后军衔又一次被取消了。父亲和所有的干部战士一样,换上了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了。父亲就很失望,做将军的梦幻成了泡影。父亲在成为守备区司令之后,对成为少将仍耿耿于怀。他做梦都梦见自己此时已是少将军人了,少将已是真正的将军了。

就在这时,父亲得到了守备区即将撤销的消息,守备区在裁军百万之列。父亲不仅知道这些,他还同时清醒地意识到,他这个守备区司令将成为光杆司令,没有部队的将军还会是将军么?换句话说,父亲的守备区司令做到头了。

那些日子,父亲在得到这些消息之后,心情似被霜打过一般,枯萎到了极点。但父亲并没有放弃最后的努力和挣扎,他想起了那些老战友,至今父亲的老战友大部分仍在各条战线上战斗着。

父亲给这些老战友打电话时都在家里,时间也选在晚上。父亲和这些老战友通话时,灯是黑着的。黑暗中父亲和老战友讲话有一种亲近感,同时也有一份实实在在的安全感。父亲一次次和老战友接通电话,简单的寒暄过后,很快便进入正题。父亲讲话的中心思想只有一个,那就是:据可靠消息,我们守备区要撤销了。我老石也要完蛋了,快拉兄弟一把吧……父亲可怜兮兮地讲完这些话之后,他在老战友那里得到的消息是:弟兄们都处在水深火热、风雨飘摇之中,都已自顾不暇了……父亲一次次把电话打出去,得到的大多是同样的消息。放下电话,父亲便长时间地沉默。他在黑暗中一支接一支地吸烟,烟头在他脸前一明一灭。母亲这时会很小心地在暗处陪坐着,父亲在打电话时,母亲大气也不出。她在屏声静气地等待着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消息,结果她和父亲一样地失望。

父亲在打完又一个电话之后,他诉了苦,也听了老战友诉完苦之后,愤然地把电话挂断了。他站起身,悲愤地长叹一声。他望着很酣的黑暗,感叹地道:怎么会这样?现在不打仗了,用不着我们这些老家伙了是不是?想把我们一脚踢开是不是?

父亲冲着黑暗质问着,他每说一句,母亲就在暗处哆嗦一次,仿佛父亲是在质问她。

于是母亲就很没有底气地安慰父亲道:老石,咱们再想一想,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父亲就突然打开了灯。突然而至的光明把父亲、母亲都吓得一哆嗦。父亲在光明中干干地说:我要给军委写信,我不服!

父亲真的就要写信了。他坐在桌前,纸和笔都是现成的。于是父亲提笔写信,父亲直到这时才发现自己原来眼前竟是一片黑暗。以前费劲巴力认识的那些字,此时都烟消云散地落在了他的脑后。父亲写出一两个字之后,便把那张纸撕烂了,他始终找不到一种流畅的表述方式。

母亲这时是极殷勤的,小心地为父亲倒满茶水,立在父亲一侧,又紧张又兴奋地注视着父亲握笔的手。她多么希望父亲的笔落在纸上就那么源源不断地写下去呀,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以引起军委领导人的重视和同情。守备区是重要的;比守备区还要重要的是像父亲这些老战士,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可惜,在父亲写出几个鸡爪子似的字之后,父亲就停住了,茫然地望着前方。母亲就鼓励着:老石你写吧,一会儿俺给你下面去。

父亲就说:日他娘哟!

三把两把又把刚写出的几个字撕掉了。父亲觉得有许多话要说,可不知该怎么说,冲谁说。

那些日子,父亲在梦中仍长吁短叹。和父亲同样悲哀的自然是母亲,她在父亲的叹息声中久久不能人眠,在大部分夜晚里她睁眼迎来了天明。这么多年了,她一直把父亲当成一棵大树,大树倒下了,她这棵小草能不难过么?母亲凭着一颗女人心,觉察到眼前即将发生的变化。

守备区上上下下自然也都知道即将撤销的消息。昔日宁静的军营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各种传说和消息像乌云一样笼罩了军营。

母亲发现自己的家里冷清了许多,以前在那些宁静的日子里,客人总是盈门的。这些天来家里的客人选择的时机大都是父亲不在的时间,因为在这种时候,客人们是自由的。这是客人们在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

在守备区父亲是司令,是这方水土的衣食父母,下级有些困难都希望能找到父亲倾诉一番。办公室的父亲很忙,历来也是公事公办的样子,因此有困难的下级总愿意找到家里来向父亲倾诉。为了表示亲近和诚意,客人们总要带些东西,例如老家的一些土特产,或者两瓶酒两条烟什么的,这些东西当然随客人的困难大小、职务高低而定。父亲从不拒绝这些客人上门,也很有耐心地倾听下级们诉苦,但想把带来的东西留在家里是万万不能的。

客人走的时候,会故意地把带来的东西像遗忘了似的放在某个角落里,父亲总是说:××同志,请你把东西带走!

××同志就一脸尴尬,努力笑着,说一些不成敬意的话。父亲不听,仍说:××同志,请把东西带走!

父亲说这些话时是一脸严肃的,也是毫无商量余地的,××同志便只好沮丧地把这些东西带走了。父亲不收这些人的礼品,但该办的事还是要为下级办的,结果弄得下级就很感动。在父亲不在家时,又偷偷把东西带过来了,和母亲寒暄一阵便把东西留下走了。这时,母亲也会像父亲似的说:××同志,请把东西带走!母亲说了这话,神情和语气全没了父亲的威严和决绝。××同志便真诚地笑一笑,说了热忱又感激的话,然后就走了。母亲觉得没有理由不收下这些东西了,就收下了。母亲收下这些东西后,从不向父亲言说,而是把这些东西先放起来,放在父亲看不到的地方。家里柴米油盐的这些事父亲从来不过问的。父亲要喝酒也要抽烟,这些东西都是母亲张罗!过一段时间,父亲烟酒断顿时,母亲便把客人的东西拿出来,父亲也不问是从哪里来的,就抽就喝。

时间长了,客人们便都在父亲不在家时来拜访母亲。有事的客人自然都不是空手的,他们向母亲倾诉自己的难处和不公,希望得到父亲正义的指示。来人说得很动真情,声声血、句句泪的,母亲听得也很投入,不时也陪来人叹气或流泪。来人倾诉完了,便告辞了,母亲仍会说:×同志,请把东西拿走吧!母亲自然说得并不果决,甚至语调里充满了柔情,来人的东西自然也是不会拿走的。

母亲收了来人的东西,心里自然对来人的困难充满了同情,在晚上和父亲躺在床上时,总是要向父亲传达一番的。母亲在传达父亲下级困难时,总要增加一些发挥和创造,发挥创造的程度要依据来人礼物的轻重而定。礼物重些的,发挥的余地自然要大一些,而且要反复强调,直到引起父亲的重视答应母亲在这件事情上过问一下,母亲才住口。于是安然地和父亲一起走进梦乡。

渐渐,在守备区干部、战士的眼里,母亲变得和父亲同等重要起来,私下里在守备区干部战士中流传起来一句民谚:有困难找老邱。老邱就是母亲。母亲的威望在守备区直线上升,母亲走在守备区营院里,认识不认识的人,都要向母亲恭敬地问候,她迎接一个又一个虔诚的军礼。母亲只是父亲的家属,享受如此的待遇这是守备区非军人中独一无二的。于是,母亲有十二分的理由在营区里昂首走路,面带自信的微笑,这种心态使母亲愈发地显得年轻而慈祥。

父亲对母亲私收下级礼品的事是有些察觉的,证据也是有的。于是父亲就在床上批评母亲道:老邱你不要这样,这样下去是要犯错误的。父亲也一直称母亲为老邱,虽然他比母亲要大上几岁。

父亲这么批评母亲,母亲总是口服心不服地说:下次注意就是了。父亲不再说什么,停了停母亲又说:现在社会就是这个样子,谁不送礼?又谁不收礼?礼又不是你收的,俺一个家庭妇女又有啥错误可犯!

父亲心平气和地说:别人是别人,咱们是咱们。

母亲说:不送礼你就不给下级办事了?

父亲想想也是,下级有困难,只要合情合理的,他总是帮忙解决。当然这种合情合理每次都少不了母亲发挥创造的成分。但父亲还是说:办事归办事,收礼归收礼,这是两回事。

母亲说:知道了,俺不会犯错误的!

母亲虽这么说,礼照旧收,错误照旧犯。

父亲对待这件事,也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母亲便觉得自己的做法已经合法化了,因此,母亲如鱼得水。

在守备区即将被撤销,人心惶惶之际,父亲门前一下子变得门前冷落车马稀了。母亲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落和不安。

她多么希望有人再一次敲响家门呀!

父亲在绝望的时候就想到了他的亲家,原军区参谋长。正如当年父母预料的那样,他们的亲家早已是军区的副司令了。这证明了,父母同样具有远见卓识,他们在关键时刻想起了自己的亲家。其实他们早就想到了,只是父亲都在有意回避着亲家,因为权正在和静闹着分居。早在这几年前,权和静就双双离开了部队,他们一离开部队,原本貌似平静的小家便爆发了种种矛盾。权和静的矛盾引起了父母的高度重视,他们几次召见权,仔细询问矛盾的过程。权是什么也不说,在沉默中听着父母用高高低低的声音批评自己。父母在婚姻问题上都没有什么理论可以依据,有的是做父母的那份责任和威严。很快父母的批评就显得苍白无力了,最后终于偃旗息鼓。权从始至终不说一句话,待父母平息下来,他摁灭手中一直燃着的烟说:那我就走了。

权就走了。权和静的矛盾依旧存在,隔三差五地爆发。每次爆发,静便投奔自己父母的家,扔下权和孩子,权便把孩子送到父母这里。每到这时,父母便知道权和静又爆发矛盾了,于是又引起父母更加严厉的批评。权很乖顺地听,听完就走了,并不见吸取教训的样子,这就使得父母异常气愤。

到后来,权和静终于分居了。分居的局面一直持续着。权和静从闹矛盾那天起,父亲就觉得很对不住自己的亲家、已当上了军区副司令的老上级。父亲总想找个机会把权和静的事向亲家汇报一下,但又想到权如今闹成这样,自己是有责任的,很难启齿,于是便一直拖着。

在这关键时刻,父亲知道躲是躲不过了,只能硬着头皮上了。父亲在床上和母亲反复商量研究决定,向亲家求救。

父亲终于要通了亲家的电话,亲家一如既往的热络。亲家甚至在电话中怪罪父母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给自己打电话,还说要找个时间老哥俩要小酌一次,畅叙一下心曲。父亲被亲家的真诚感动了,同时也为自己的小肚鸡肠而感到脸红。在这种真诚的气氛之中,父亲似乎看到了一点希望的曙光,在不远的地方闪烁着。父亲和亲家绕了一个大弯子之后,终于说到了守备区和自己的命运,亲家果然直言不讳地说:裁军这是军委定下的事,咱们都一把年纪了,听从党的安排吧……

父亲听到这心里就凉了半截,刚开始那点热乎劲也随之消失得无影无踪,但还是委婉地把自己的心愿说给亲家听。这引起了亲家强烈的共鸣,其实亲家的心愿是和父亲一样的,他们何尝不想就这么一路风光地干下去呢?就这样,父亲和亲家在电话里沟通了两个小时,才放下电话。放下电话的父亲冷静了下来,然后他就明白了,原来亲家也在被“裁”之列,也就是说身为军区副司令的亲家也已是自身难保了。他又想到了,亲家在电话里说过的话:咱们都找一找吧,分别跟领导谈谈,也许有希望,但估计用处不大……

父亲想起亲家这前后矛盾的话,彻底失去了信心和斗志。那一刻,父亲似乎老了十几岁。但他不想就这样失败,他要努力,他还要争取。那些日子,父亲回到家的第一件事便是频繁地向军区各位领导家打电话,父亲动用了这么多年所有的关系,他想起了战友,想起了同乡,想起了对自己不错的领导……父亲给这些人打电话时是低声下气的,可怜巴巴的。父亲说:首长,我小石还小呢,身体也没什么毛病。我是还可以干一番的……

那一年,父亲五十六岁。五十六岁的父亲在说自己还小时,心里充满了一种悲壮感。母亲在一旁小心翼翼地听着,听得她也眼泪汪汪。

父亲又说:老张,看在咱们十几年交情的分上关照一下吧。我并不大,才五十六岁,还小呢……

父亲还说:老首长,您是看着我成长起来的,我还小呢……

那些日子,父亲绝望得要死要活。他时常在办公的时间里偷偷地溜到办公楼的最顶层,凝望着营区。看着那里熟悉的一草一木,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悲凉,在那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父亲想什么呢?没有人能说得清。

母亲独自守在家里,辗转于一个又一个空空落落的房间,心里充盈着前所未有的荒凉和忧伤。她已经没有心情更没有良好的状态出入家门了,即便出门她还能找到昔日良好的感觉么?茶几旁那叠报纸已落满了灰尘。家里已很久没有客人来了,报纸是自然不需要看了。一个人在家,看那些报纸给谁看?寂寞忧伤的母亲回想起这个家昔日的辉煌。

大约从父亲当上团长那一年开始,老家的人已经把父亲看成是很大的一个“官”了。这在老家频频来人的次数中可见端倪。来人初始于母亲的老家,其实母亲老家没有什么亲人了,自从母亲在逃难的路上和家人走散以后,便再没有下落了。父亲把母亲从小村接走后,曾专门为寻找亲人,两人双双回过一次“家”,仍然没有找到母亲亲人的下落。可以想象,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亲人不是饿死了就是被国民党的飞机炸死了。母亲对寻找自己的亲人失去了信心。起初的日子,她还曾为亲人的下场伤心地哭泣,随着时间的流逝,便渐渐地淡忘了。

父亲十三岁离家参军后,再也没有回去过。对父亲的父母——那两个赌徒他没有什么眷恋的,父亲已料定了他们的结局,不是死在赌桌上,就是饿死在千疮百孔的小屋里。令父亲伤心落泪的仍然是妹妹,他一想起老家,首先想到的是妹妹被冻死时的样子。妹妹在雪地里举着一双小手,眼睛望着远方。父亲一想起这个场面,恍惚间觉得妹妹在呼唤他,等着他去救她,父亲想起这些,心就被刀戳了似的痛。父亲恨自己的父母,由父母扩展到恨自己的家乡。他离开家乡后,便铁了心再也没有回去过一次。好长时间,父亲和家乡断了往来。

母亲却和自己的家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母亲一个人等待父亲的日子里,她得到过无数小村人的接济照料,这一点她没有忘,父亲也没忘。因此,母亲有理由和家乡人来往。终于,村人们千里迢迢从南方来到北方,找到了母亲的门下。因时间久远,母亲对那些乡亲的面容已经淡忘了,但熟悉的乡音,使母亲很快便和乡亲们亲热起来。乡亲来的不是一人,而是一伙,他们在家里住下来。他们来到这里并没有明确的目的,他们知道母亲嫁给了一个“官”,作为接济过母亲的村人便有理由来这里看一看,走一走。他们久居乡下,对城市早就有了一种仰慕和神秘感,他们起初把母亲当成了沟通城市的桥。

那时,刚刚过去困难时期,父亲只是个团长,家里的条件并不好,住房也紧张。来的人之中,有男乡人也有女乡人,他们是搭帮结伴来的。因此,住宿便成了问题。最后,父亲带着权和男乡人们住在一间房里,母亲带着敏和女乡人们住在一起。那些日子,家里热闹而又混乱。乡人们大声地讲话,大声地吐痰,大声地在厕所里大小便,一副鸡犬不宁的样子。白天的时候,父亲去上班,母亲打发走敏和权去上学之后,便带领男乡人女乡人们去逛街。城市永远都对农村人有着一种深深的吸引力。他们在母亲的引领下如饥似渴地在城市里漫游着。采购是谈不上的,他们的腰包里没有那么多的闲钱,他们来到这里是来看望城市的。出发前,母亲已把干粮备下了,带着馒头和咸鸡蛋,馒头是母亲自己做的,咸蛋是母亲腌的。一直到傍晚时分,乡人们在母亲的引领下才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回来。一进门,村人们便一屁股坐在地下了(凳子不够用),母亲还要为一家人和乡人们准备晚饭。母亲在做饭的过程中,乡人们抽了支烟,又喝完了一壶茶之后,精神慢慢地回转过来。然后他们兴奋地议论城里的一切,像坐在田间地头议论收成似的。

就这样,母亲老家的乡人们在家里住了几日之后,城市也逛得差不多了,城里的饭也吃了(他们一直称母亲做的饭为城里饭),但并没有人提出要走。乡人们的介入,已使父母的正常家庭秩序受到了影响。母亲虽心存对乡人们的感激,但也不能这么无限期地随乡人们住下去。在母亲和父亲简短地商量后,在吃饭的时候,由母亲说。母亲说:地里的庄稼收了吧?乡人答:收过了。母亲说:二遍麦该种了吧?乡人们:就这几天。母亲说:各位表婶表叔,俺小邱不是不想留你们,你们都太忙还要种二茬麦,俺就不留你们了。等明年庄稼收了,再来住。于是表婶表叔们便异口同声地说:该回了,该回了。并一致决定,明日就回。父亲、母亲便吁口气,看着即将要走的乡人,觉得这几日也没啥。晚饭后,父亲陪着乡人说了许多话。

第二日,吃过早饭并不见乡人们走,他们也不提议去逛街,而是照旧坐在地上床下说一些关于种二茬麦的话题,母亲也不好说什么,一旁陪着。直到父亲晚上回来,看到这些乡人们仍没走,便问母亲怎么回事。母亲也正疑惑,两人琢磨一下,才明白车票还没有给人家买。母亲吸取了教训,第二日,一吃过早饭,母亲便带着乡人直奔火车站。买过火车票。一直把家乡人送到车上,母亲才真正吁口长气。

接下来的连续两三个月里,一家人过起了紧张日子。家里的米面吃空了。那时部队吃的也都是定量,家里也只有父亲一个人挣工资,买完车票后自然也要紧张一阵子。

在连续两三个月时间里,一家人要连续地喝粥。父亲、母亲能忍受紧张的日子。敏和权一坐到桌前,端起粥便往碗里掉眼泪。父亲就说:没啥,这比我小时候强多了。你们的爸爸小时候是靠要饭长大的。

敏和权这时就哭出了声,原因是他们刚被老师批评过。批评两人的理由是:两人在上课的时间里要不停地请假上厕所。敏和权都感到委屈,他们不能在老师面前哭,便在父母面前哭,把泪水流进稀薄的粥碗里。

父亲当团长时,老家来人其实只是一个开始。随着父亲职务的升迁,来人的次数便愈来愈频繁了。当然首先仍是母亲老家来人,他们不再单纯地亲近城市和向往城市了,再来家里时,而是有事求父亲。在当时的年代里,当兵很时髦,当兵不仅暂时可以离开农村,在部队里还有希望入党、提干,那就意味着光宗耀祖了。最不济的,找个对象,也比平时好找了许多。

聪明起来的乡人也不再单纯地和母亲攀同乡关系了,他们绕来拐去的总能和母亲套上一层亲戚关系。于是在那些日子里,家里经常出现一群喊母亲姑、姨或奶的适龄青年男女。他们在父亲或者其他长辈的带领下,前仆后继地来到家里。他们的目的简单而又明朗,那就是当兵。

他们住了下来,吵吵嚷嚷,不住地呼唤父亲,亲切地叫着母亲,然后阐述着自己当兵的理想。

那时家里仍不富裕,敏和权仍在上学。三五人一伙来到家里,一副不把自己当外人的样子,弄得父亲有些心烦意乱。

母亲在这种大呼小叫中,似乎寻找到了某种尊严。那些日子,她虽累虽苦,但心情是快乐的,她喜欢听这些乡人们说着那些肉麻的恭维话,更喜欢当救世主那份感觉。她真心希望,把家乡那片土地连同乡人一起搬到部队,搬到城市里来。

让几个青年男女当兵对父亲来说不是太困难。他们很快被父亲接收了下来,并打发他们的父母或长辈离开,这些乡人终于满意地离开了。车票自然又是父母给买的。

父亲便在夜晚的床上叹气,母亲仍沉浸在乡人们的喜悦里。母亲不知不觉已经和那些乡人又一次融合在了一起,乡人们的快乐,就是母亲的快乐。母亲就在床上冲父亲说:这些当兵的孩子不容易哩。父亲又叹口气。

随着这些青年男女当兵,更艰巨的任务又落到了父亲的肩上。这些青年男女不简单地满足于当兵,他们还要在部队发展。于是便接二连三地在星期日或某一天的晚上,一次又一次出入家门。他们在家里不称父亲为首长而是称姑父或姨父,这样显得亲切,和一家人似的。他们在亲切地称呼完之后,便一个个提出了自己远大的理想。有的想当汽车兵,有的想入党,有的想提干。父亲毕竟是首长,他们的出现父亲还能应付,有的三言两语地打发走了。更多的时候是对他们提出些希望,诸如艰苦奋斗、学习雷锋什么的,他们还是走了。

父亲应付不了的是那些乡人。他们把自己的孩子留在部队,并不放心自己的孩娃单枪匹马在部队会闯出什么名堂来。于是他们又三三两两结伴来到家里,来看望自己的孩娃,还要和父母深入地商量自己孩娃将来在部队的前程。父亲很忙,一天到晚很少有时间回家。乡人们并不急于见父亲,他们和母亲商量。母亲的语言在乡人们面前总是轻描淡写,把一些紧要的事情说得轻飘飘的。母亲说:小宝在部队干得不错,俺看入个党当个干部啥的没问题。

乡人就很感动,谦卑地笑着说:他姑,孩子可交给你了。日后孩娃有个出息,俺一辈子忘不了你的大恩德哩!

母亲说:小三干得不错。现在开车的技术学得不赖,等日后给他姨夫开车、给首长开车,日后还会有啥说的。

乡人的笑在脸上灿烂着说:他姨,小三可就仰仗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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