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关东之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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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鹤丸”酒肆的店面格局和日本东京相同的饭馆没太大不同，门头招牌下挂着只遮住上半截门的深蓝色布帘，布帘分作三块，每块上都写了一个白色汉字,组合起来就是店名。

在东京普通区域单纯开酒肆只可能赔钱，“松鹤丸”是酒肆混合饭店的买卖。进门之后左手是长条型大柜台，柜台离门最远处的水槽中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做工的日本人，中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一两文铜钱，买一瓷壶酒，在靠柜外的凳子上坐了，热热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两文，便可以买一碟关东煮或者煮蚕豆做下酒物。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条鱼。但这是十几年前的价钱，自打1918年后，物价已经涨了四五倍。

每到饭点，“松鹤丸”里面就面就热闹起来，北一辉赶在这个时候掀开门帘走进“松鹤丸”的店里。

此时店里面一半的位置上已经坐了顾客。几乎人人面前都有酒。与其他酒肆相比，不管“松鹤丸”的老板往酒里面掺了多少水，好歹维持了带酒精的饮料的基本低价，这就能格外的招揽客人。

酒量差的，几口下肚就醺醺然，趴在柜台边脑袋枕在前臂上打盹。酒量好的，则是在桌子边坐着，拿着碗店主买来的走私中国高度酒，让让大家，而后慢慢的喝，喝完一口，上面咂着嘴，下面很响的放凉气。

为数不多的几个干吃饭的家伙，捧着碗混了大米的豆子饭，大口的扒拉，因为吃的急，一口没咽下去，把脖子撑得又粗又红，连忙向老板要了杯水把豆子饭冲下喉咙。

从中国回来，特别在人民党根据地待了这么久，北一辉发现日本人与中国人饮酒的习惯不太一样。日本人大多数是为了喝酒而喝酒，菜不多，追求的就是喝的醉醺醺的感觉。中国人也喝酒，却至少有一半以上都是把酒当了调味剂，先是猛吃些饭菜，接着喝口酒润润。按照中国的俗话则是“吃香喝辣”。

这酒一下肚，气氛就热闹起来。几乎每个人都说话，或者是天气，或者是最近的新闻。当然也不乏抱怨。那位边喝酒边放气的是位拉黄包车的。由于放气声音太大，引发了别人的瞩目。看众人目光落在自己身上，那位就绷着脸向大家抱怨，他怎么在大太阳底下由一清早到如今，还没停过脚，身上已经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不知有多少回！

其余的人多数是彼此谈着闲话，听到这两句，马上都静了一会儿，而后象鸟儿炸了巢似的都想起一日间的委屈，都想讲给大家听。连那几位吃着混了大米的豆子饭的也把口中匀出能调动舌头的空隙，一边儿吞咽，一边儿说话，连头上的筋都跳了起来：“拉包月的就好过吗？！我两点起到现在还水米没打牙！竟说银座到樱田门——嗝！——我已经三个来回了！把屁眼都他妈的累炸了，一劲的放气！”转圈看了大家一眼，点了点头，又往嘴里塞了一口豆子饭。

北一辉只是静静的听，却也不参与这些讨论。即便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武汉，这等场景同样并不少见。每个劳动者都颇为辛苦，人民党为了聚集所有力量发展重工业，在国家可以直接控制的经济领域，对劳动力的榨取可谓“凶残”。包括陈克在内，除了工资之外没有任何资本分红，每个人都在劳动，劳动，劳动。北一辉带领的学生调查组分析日本经济的时候，最新共识是日本近十年以来，投资极大的积压了消费。于日本相比，人民党的投资力度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想起自己领导的研究小组，北一辉就感到一阵自豪与欣慰。想进行社会革命，首先就得知道社会是一个什么现状。出身比较高的大学生们固然有种种年轻人的幼稚与不成熟，却有着另外的好处，他们的视野明显比普通大众要开阔得多。

想拥有见识，不考虑个人资质的话，就只能靠钱财与先天继承的社会环境。垦殖大学是一所“新学校”，1900年创校的时候甚至没有自己的校舍，干脆借用东京政法大学的校舍。在校学生很多是没有考上东大、早稻田、庆应大学的家伙。年轻人在暑假期间自然是到处串联，逐渐的，北一辉领导的社会调查团队中出现了这几所著名学校的在校生。

各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一般都拥有超出普通人见识与能力的水平，当统治阶级的能力与组织力弱于民间的时候，这个政权也就到了自己的穷途末路。1923年，能在暑假有自己的闲暇的学生，出身都不低。穷困学生此时都在努力帮助家里面干活，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搞什么不赚钱还得倒贴钱的社会调查。

人民党干校课程本就是给统治阶级管理阶层学习的内容，出身中上层的学生一听就感到亲近。人民党政务积累出的经验，让缺乏实际操作的学生们感到大开眼界。

北一辉年轻的时候就靠干些见不得光的买卖来积攒革命经费，现在他索性要求学生们除了要自己承担伙食费之外，还需缴纳参加活动的参加费。当然，每一个小组都能分享归纳总结出来文稿的印刷件。学生们中间有人家里面就是开印刷厂的，以优惠的价格谈妥了生意，由专业排版工人负责大量印刷工作。这笔费对于日本普通家庭来说用并不便宜，然而所有参与社会调查的学生很轻松的把钱拿了出来。

有中国革命做样板，北一辉到现在为止的发展还算是相当顺利。好歹学生们理解了资本与钱财的区别，尽管北一辉对学生们的表现还是不够满意。

这也怪不得学生。陈克是很敢嘲笑外国的，例如干校就引用过陈克嘲笑外国“只有经济学，没有政治经济学”。这种嘲笑在日本的确找到了明证，学生们对经济或许有点概念，对于政治经济学则是一窍不通。即便是商学院出身的大学生，专业知识也不过是如何为商业部门服务。把日本大学课程与人民党党校以及各级学校的政治课程一比，北一辉明显感到日本大学就是在培育高级劳工，而不是人民党那种以教育来培育未来统治阶级的思路。

北一辉只能用靠自己记录的党校政治经济学课程，以及自己对“唯物历史主义”二把刀理解给学生讲课。即便如此，大学生们仍然觉得北一辉的学问深不可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