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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外国商人下了瓷器订单后,我国的瓷器商人为了方便按洋人的要求彩绘图案,就到江西景德镇采购素白瓷胎运回广州,另雇工匠,仿照西洋或中国的传统图案彩绘,于珠江南岸开炉烘烧制成彩瓷,以供外销,并实行来图定制加工,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私人订制”,再经由当时海外贸易中介巨头十三行向外商交货,“式多奇巧、岁无定样”,这样欧洲贵族们都能人手持有一个象征自己身份地位的瓷器。
广彩带有明显的东西方文化交融特征,既吸收西洋画法,又结合岭南地方特色,构图丰满,色彩对比强烈,线条繁而不乱,图案装饰性强,尤其突出红彩与绿彩,这种浓重鲜丽的装饰风格颇具特色,在漂洋过海后,很快风靡欧洲,欧洲人痴迷得不可自拔,以拥有一件华夏的专属广彩瓷器为荣。
《竹园陶说》中就有提到“清代中叶,海舶云集,商务聚盛,欧上重华瓷,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瓷,运至粤垣,加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之河南,开炉烘染,制成彩瓷然后售之西商。盖其器购自景德,彩绘则粤之河南厂所加者也。”
“全碗斗方,以十三行场景为图,的确属于重器了。”
陈松对谢老板的说法表示认同。
斗方就是满地开光,开光是指在瓷器的某些部分画出边框,并在边框中画以山水、人物、花卉等,在边框外饰以满地锦纹的称“锦地开光”,明代称“锦地盒子心”,满地开光就是整件瓷器的外侧都布满边框,边框内都绘有单独的图案。
将碗翻到底部,看到洁白的碗底上,没有任何落款,陈松微微一愣。
广彩作为外贸瓷,制作要求上多采用来样加工,底部落款要么是落国内堂名款,要么是落外国商标及纪念性纹样,像这没任何落款的倒是相当少见。
陈松看着大碗上的图案,根据绘画手法,快速思索着所属的年代。
康熙雍正可以直接排除,因为是广彩的初创阶段,那时候的师傅、颜料、素瓷都来自景德镇,依景德镇彩瓷纹样或来样加工,广彩的特色不太明显,看起来跟当时的其它瓷器没什么区别。
乾隆、嘉庆时期也不像,“广窑仿洋瓷烧者,甚绚彩华丽”,那时候广彩瓷虽已形成自己的风格,也得到社会上的承认,广彩瓷像换新装一样,在画面上除参考传统绘画外,仿造西洋画法或按来样加工已逐渐成为广彩特有的制作风格,多姿多彩,但特征固定,采用西洋红、鹤春色、茄色、粉绿等,而这件大碗的颜色多达十几种,明显就不可能是乾隆、嘉庆时期。
剩下就只有成熟阶段,也就是清道光至光绪时期了,只有那时候广彩达到了成熟阶段,它既吸收了传统工艺,亦吸收欧美的艺术精华,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颜料从初期的几种增加到十几种,花式设计从零碎、分散、独立的纹样组合,逐渐完整起来,如“织金人物羽毛”、“散花花雀”等构图,形成这种绚彩华丽、金碧辉煌、构图丰满、繁而不乱的特点。
至于清道光至光绪期间共四位皇帝,即道光、咸丰、同治、光绪,这一时期的广彩制作最为精美,用彩最为丰富、明艳而不俗,产品种类也比较繁多,以“式多奇巧,岁无定样”(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二)来形容最为贴切不过了,而且这一时期也是广彩瓷器出口量最大的时期。
上面绘画的是十三行的图案,基本可以将年代断定为道光时期。
因为道光二十二年,也就是1842年,所签订的《南京条约》规定清朝政府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口通商,并规定“凡大英商民在粤贸易,向例全归额设行商承办,今大皇帝准以嗣后不必照向例,凡有英商等赴各口贸易者,无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由此废止了“十三行”独揽对外贸易的特权,“十三行”也从此日趋没落。
因此,陈松推断这件描绘“十三行”纹饰的广彩大碗,理应出现在“十三行”最为兴盛的时期,也就是道光中早期所制。
何况大碗以浓烈的大红、大绿、大金为装饰,蓝彩是粉蓝的颜色,掺入了较多的玻璃白,与前期所用的水青有所不同,也不像后期大量使用金彩,上面并无程式化的风貌,说明还是属于广彩能定做时期,而不是已完全进入程式化生产广彩瓷器的同治、光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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