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2章：民族学是如何在中国消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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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亦，以后你就是梁教授的记名弟子了，恭喜你啊！”

难得见面，大家从梁教授寓所出来以后，也没有离开，而是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盘着腿就坐在草坪上，围席而谈。

沈明开始调侃苏亦。

但话语中，掩饰不住的羡慕。

不仅沈明羡慕，吴宗麟周雅琴白槿三人也都羡慕。

他们都拼命备考，还担心考不上中大的研究生。

偏偏苏亦不愿意来中大，梁钊韬教授却恨不得把他收为门下弟子。

人跟人啊，就是不能比，心理落差太大了。

当然，大家已经不把苏亦放在同一个层面上比较了。

不然，就是降维打击。

对于他们几个人来说，苏亦就是前辈，是可以咨询的对方。

比如沈明调侃完苏亦以后，很是心虚地问，“你真觉得我能考上研究生？”

苏亦忍不住翻白眼，“我又不是算命的，我说你能考上你就信了？”

“哈哈哈哈！”

其他几人哄笑。

苏亦也笑道，“试一试，不吃亏，报名费也没几个钱，吴宗麟都准备考了，沈哥你有啥好担心的。”

沈明说，“我跟他们不一样，他们是自己考上中大的，我是推荐上中大的工农兵学员，三年制的，而且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考古工地度过，基础不牢靠。”

这才是他不愿意继续考研的原因。

苏亦说，“我知道，当年鼓励“开门办学”，于是，梁先生琢磨着大学学制缩短到三年，再这样折腾下去，开创考古专业招收的第一届学生不就废了吗？于是，他钻“开门办学”的空子，把教学地点搬到了考古工地现场，虽然你们理论课程学的比较少，但田野经验比往后的学生都经验丰富，据我所知，你们当年没少参与岭南的考古遗址发掘吧？”

沈明点头，“确实如此，那几年，我们先后到马坝石峡、南海西樵山、湖北红花套、广西合浦等地进行考古发掘实习，梁先生就地讲解，我记得有一年，在广西博物馆时，梁先生讲《百越对缔造中华民族的贡献》，听讲的人很多，室内的课堂太小了，容纳不了那么多人，只能把课堂放到室外。当时，大家的求知欲望特别强，博物馆方面的工作人员几乎全部参与，此外，周边的单位来的人也不少，因为在那个年代，专题学术报告会实在太罕见了。当时，大家对于我们中大的学生都极为钦佩，然而，现在恢复高考以后，我们这些当年的工农兵学员日子就难过了。”

说到这里，他感慨，“这一年来，我没少听到社会各种传闻，说要取缔在校的学员，甚至，我们这些当年的毕业生，在单位也隐约受到歧视，只能说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

他叹气，“其实我也想考研究生，不为别的，要是能摘掉工农兵学员这个称呼，对于我来说就是天大的好事。”

苏亦还真没想到他会这样的心路历程。

社会普遍上对工农兵认可度不高。

这不是社会的刻板印象，而是工农兵学员大部分基础确实不行。

中大方面，苏亦不太了解。

在北大，这批学员跟高考进来的老三届也有着很大的隔阂，可以说在学校都泾渭分明，活动都不相互参与，甚至在食堂吃饭都分成两派。

他们在学校的存在感不高，风向改变以后，担心会被清算，只求能够顺利毕业，也不怎么惹事，反而参加高考的老三届更加张扬。

作为特殊年代的既得利益者，风向一变，就跟惊弓之鸟一样，也是可以理解。但沈明已经毕业了，还参加了工作，没想到这货还有这样的心结。

苏亦只能鼓励，“沈哥你想太多了，不管是取缔工农兵学员的在读资格还是取消你们已经毕业学员的毕业证都是讹传，这种荒唐的传闻不可信。这么庞大的群体，国家不可能乱来的，至于歧视这个东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必介怀，沈哥你很介意这事的话，继续考研即可，你跟你吴宗麟他们仨不一样，不需要政策照顾，今年考不上，明年继续，只要有这个心气，随时随地都可以报考。”

见到沈明欲言又止，苏亦继续说，“而且，你的竞争者也不是他们，跳级报考的学生极少，你的竞争者大部分是你们这批学员，大部分都是同类，谁也不存在先天优势，拼的就是努力，至于72年之前的大学生年纪已经很大了，他们的琐事更多备考的时间更短，也不是主要群体，这么一分析，你就有自信了。”

谁都想好事降临自己的头上。

然而，却啥都不愿意努力，自哀又自怜。

如果沈明是这样的货色，苏亦才懒得废那么多口舌。

好在这货还有救，他望着苏亦，“被你这么一说，我就豁然开朗了！”

又望向白槿仨人，“我的问题解决了，轮到你们了。”

周雅琴立即说，“我们的问题就太多了，感觉哪里都是问题，该选什么学校，该选哪个导师都好纠结。”

苏亦问，“这是为何？你们不是都打算考梁教授的研究吗？”

周雅琴说，“不能都考啊，不然到时候我们俩人都考上了，复试就成了竞争者，要是没有这么多名额，其中一个就成为炮灰，我可不愿意跟小白竞争。”

苏亦笑，“好家伙，想得真远。不过我算是感受你的强大的自信，今年肯定是能进复试线了。”

扑哧！

周雅琴笑，“讨厌，我就是这么一说。”

苏亦望向白槿，“小白学姐呢？”

白槿说，“我也矛盾，你之前说女生合适研究博物馆方向，但是现在中大根本就没有这个方向的老师，就算先生，他也不招考古学的研究生了。”

“啥？梁先生不招考古学的研究生？那他招什么啊。”

沈明也诧异不已。

他还心心念念，要不要报考梁教授的研究生呢，结果现在好了，人家都不招研究生了，那还考啥啊。

这事，苏亦再清楚不过了。

他解释，“别担心，梁先生不是不招考古学的研究生，而是他用文化人类学的名义去招研究生。”

“那还是跟考古学没啥关系了啊。”

苏亦说，“现在梁先生还是中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的负责人呢，他怎么可能不带考古研究生。他之所以用文化人类学的名义去招生，那是因为他未来打算恢复中大人类学系。”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对啊，苏亦，你可不能够忽悠我们。”

“国家为什么取消人类学，你不知道吗？”

就连白槿也说，“就是啊，之前杨老师还跟我们说，他们跟梁先生去首都开会，结果好多专家还劝他们不要搞民族学，现在，你又说梁先生打算恢复人类学系，这太不可思议了。”

结果，苏亦还没说话，吴宗麟就忍不住问道，“你们说了这么长时间，民族学跟人类学有啥关系啊，按照杨老师的说法，要恢复也是要恢复民族学系啊！”

“闭嘴，你个不学无术的家伙！”周雅琴绷不住了，忍不住推了一把吴宗麟。

这家伙很无辜，“我是真不清楚嘛，毕竟我才读一个学期的考古学。”

苏亦笑道，“行吧，我跟你们捋一捋这其中的关系吧，其实，清末民初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国内学术界是捋不清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三者之间的关系的。毕竟这些玩意都是西方学术界的学科分类，咱们中国本来就没有的。”

“我们先说民族学吧，民族学一开始在清末时期引入国内，就翻译成“人种学”或“民种学”。然后，“民族学”概念最早出现在1926年蔡元培发表的《说民族学》一文中。具体是不是，咱们就不考证了，在很多文献中都是以此为标志，我就暂且引用这个说法。”

“蔡元培曾是北大的校长，我特意了解过他的学术生平，他一开始是研究哲学的，后来到德国留学，觉得哲学范围太广，想把研究的范围缩小一点，就专攻实验心理学。当时有一位德国教授，他在研究实验心理学之外，同时更研究实验的美学，受此影响，蔡先生就开始研究美学。但是美学的理论人各一说，尚无定论，想要对美学得一彻底的了解，还需从美术史的研究下手，要研究美术史，他觉得须从未开化的民族的美术考察起。恰好美洲原始民族学会在荷兰瑞典开会，当时的民国教育部派他去参加，从此他对于民族学愈发感兴趣。”

最后，苏亦问，“这么说，你们大致了解这其中的逻辑关系了吧？”

众人点头。

苏亦继续，“蔡元培最开始研究儒学和现代哲学，因此，他很自然的就过度道康德式哲学人类学的，但他将目光投向了有“形而下”形象的民族学。实际上，当年在英文学界，已开始有了后来更常用的“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等新叫法，不过他还是习惯叫民族学。他是一九二四年才去汉堡大学专修民族学的，此前其所见闻之民族学是作为“因素”分散在心理学、哲学史、文学史等研究中的。然而，民族学之“史”的气质，给原本重“经”的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为啥跟你们说这些废话呢，简单来说，就是一开始西方也把“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等同于“民族学”。因此，在国内，也有种说法，这个三个称呼其实都是一个玩意，这也是为什么我之前会说，很长时间内，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三者的关系是很模糊的。”

“尽管模糊，但不同的学者翻译不同的文献，受限于语言的关系，接触的文献比较单一，因此，理解起来也各不相同，在早期引入国内的时候，各种说法也极为混乱。但经过民国时期的发展，这三者的关系，也大致捋顺了，或者说，已经本土化了。”

“这么说，你们听明白了吧。”

大家点头。

吴宗麟说，“你是想告诉我们，其实梁先生用文化人类学的名义招研究生，其实就是招民族学的研究生，是这个意思吧？”

苏亦笑，“聪明，总结得很到位。”

吴宗麟忍不住翻白眼，其他人都笑起来。

苏亦说，“其实在梁先生看来，民族学也不完全等同于“文化人类学”，但两者的区别，他也没有机会发文章论述，这是特殊的历史背景决定的。”

“具体啥情况？都跟我们讲一讲。”沈明问。

白槿问，“这些跟梁先生不用考古学的名义招研究生有关系吗？”

周雅琴也说，“对啊，苏亦这里面有什么关系，我们都被你说糊涂了。”

苏亦解释，“关系很大，我简单跟你们分析一下。一般来说，按照西方学术分类，人类学可以分为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以及体质人类学几大类。前两者，跟民族学密切相关，所以国内的人类学学者基本上都搞民族学，比如之前咱们提及杨志成先生，就获得巴黎大学民族学博士，回来负责中大人类学部的工作。早期的蔡元培、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志等人都是去西方留学，因此，都全面掌握了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最前沿的理论和方法。受到他们一帮人的影响，民国时期的高校都是按照他们的方法来的，不管搞民族学、人类学还是社会学都是这套方法，结果，建国以后就行不通了。”

吴宗麟问，“为啥行不通？”

沈明说，“意识形态问题啊。”

苏亦点头，“确实如此，民国时期的，就不讲了，太杂乱了，你们知道国内第一个人类学系是厦门大学创办的就行了，而国内“学－系制”制度，则是1919年蔡元培在北大正式推行，即以“系”代替原来的“门”，同时取消原来“科”的设置，并将性质相近的系合并成“组”。反正，咱们现在喊的民族学，人类学系，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这些都是题外话。我比较了解民族学，就以民族学的学科发展为蓝本，你们分析建国以后，为啥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会消亡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重头戏来了，屏声敛息，认真倾听。

苏亦见状，“不用这么正式，随意聊一聊。”

等大家放松下来，他继续。

“1949至1964年，中国民族学界经历了两场大规模的冲击，第一场冲击是大规模的学科改造，第二场则是全面参与全国民族大调查并创造辉煌。”

“苏亦，这么说，太抽象了，要不你具体点？”

“行，我具体吧，民国时期，经过咱们国内的众多学者的努力，已经在世界学术界形成一定的影响力，也进行了本土化，开始形成中国民族学，所谓的改造是指中国民族学界全面批判“西方资产阶级民族学”，同时全盘接受民族学学科的苏联模式和苏维埃民族学派的观点，同时，民族学由于在政府主持的史无前例的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发挥了中坚作用，积累了大量民族志资料而创造了学科史上的一段辉煌。”

“大家都听说过咱们建国以后，全盘接受苏联模式，然而，苏联当时是模式，估计大家都不清楚吧。”

确实不清楚，大家都在摇头。

“其他方面，咱们不涉及啊，仅限于教育领域。在苏联，社会学已于30年代被作为资产阶级学科撤销，人类学仅保存了体质人类学部分，本质上也没有人类学了，因为人类体质就属于生物学领域。至于文化人类学则与社会学同时被撤销。建国以后，咱们国内的社会学和人类学也是同等命运，直接被撤销，体质人类学则存在于科学院的古生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完全脱离了社会科学领域。嗯，就是咱们考古界的大牛裴文中以及贾兰坡两位先生所在的古脊所的前身。”

“至于民族学，则以苏联的学科分类为样本，作为历史学的一部分得以保留。结果，也没保存几年，52年的全国院系大调整，所有的民族学系都被撤销，民族学的教师队伍被压缩，民族学专业也不再招收本科学生，这也是为什么梁先生他们会被并入历史系的原因，当然，这也不是最惨的。”

“啥？还有最惨的？”

苏亦的话，把大家都整不会了。

苏亦点头，“因为民国时期，学科边界比较模糊，因此，在院系调整时部分社会学家没有被改行发派到其他领域。如，原清华社会学系主任潘光旦、原燕大社会学系主任吴文藻、原清华人类学系主任吴泽霖、原中大人类学系主任杨成志，在其所在系被撤销后，都被调到了中央民院研究部从事民族学的研究工作。”

“上面提及的几位先生是权威，并不局限于他们，基本上全国各大高校，跟人类学、社会学相关的学者，都抽调到中央民院的研究部。于是，这里就成了民族学、社会学最后的大本营，大牛一大堆，除了上面提及的几位，还有费孝通、林耀华两位先生，剩余的人，估计你们没听说过，我就不说了。”

说到这，众人不解，“苏亦，这也不算最惨的吧。”

苏亦点头，“确实不算最惨，你们慢慢听吧。”

他接着说，“其实，按照原来美英的划分法是将人类学分为四分支：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改为苏联模式就是将人类学撤销，将其余三分支分别作为独立的学科设立。苏联的民族学一般都设于历史系，于是在中国的学科分类中，民族学也被划归为历史学之下的一个分支。经过改造以后，咱们国内的民族学，也就成为苏维埃学派的民族学了。”

“说到这里，你们应该知道，为什么梁先生会研究考古学了吧？”

众人恍然。

吴宗麟感慨，“敢情都是属于业务范围啊。”

苏亦笑，“不管是以前的人类学，还是现在的历史系学，都包含考古学，不过中大的考古学跟北大的考古学，却是两个方向，我是从历史学进入考古学的，梁先生是从人类学进入考古学的，你们都是中大的学生，未来从事考古学研究，应该要从人类学或者说是从民族学方面入手，这也是为什么梁先生会研究民族考古的原因，我不具备这样的学术背景，研究民族考古就是皮毛。”

大家点了点头，部分同意。

议论过后，周雅琴说，“苏亦，你是不是又跑题了，还没告诉我们，民族学为啥取消呢。”

“别急嘛！”

苏亦笑道，“苏维埃民族学强调为苏联的国家建设和苏共的民族政策服务，因此，受苏维埃民族学的影响，中国民族学的研究的重心也大同小异。其中，有几个方面的选题特别受其影响，这就是“原始社会史研究”、“经济文化类型研究”和“民族定义与识别的研究”。原始社会史被认为是阐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的一个基础而受到重视。林耀华根据教育部委托编写了《原始社会史课程教学大纲》，杨堃编写了《原始社会史和民族志》讲义。大纲和讲义都备受苏联柯斯文等人《原始文化史纲》等著作的影响，只是其所引用的案例则多为中国的材料。我之前在北大，就曾经看过林耀华先生当年在北大开设相关课程的油印版讲义，基本上就是那个年代的学术成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