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9章：唐兰先生生平及学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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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兰先生的逝世，苏亦亲近的几位师长都很伤心。

跟他讲了很多关于他们与之相处的点滴故事。

也让唐兰先生的形象在苏亦的心中更加的生动起来。

比如，唐兰先生在无锡国专求学的经历。

比如，唐兰先生毕业以后，为便于他进修，罗振玉还将他引荐给时在上海的王国维的经历。

因此，才有了王国维在给商承祚《殷虚文字类编》所作《序》中说：

“今世弱冠治古文字学者，余所见得四人焉。曰嘉兴唐立庵兰，曰东莞容希白庚，曰胶州柯纯卿昌济，曰番禺商锡永承祚。立庵孤学，于书无所不窥，尝据古书古器以校《说文解字》。”

因此，唐兰先生与容庚、商承祚二位先生，以及柯昌济四人，有静安先生“四大弟子”之誉。

听的故事多了。

于是，几位先生在追悼会过后，就让他写文章梳理一下唐兰先生的学术史。

对于这个任务，苏亦当然不可能拒绝。

因为几位先生，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他既是北大的学生，又在故宫编辑部实习。

未来文章写出来了，还可以继续发表在《故宫博物院院刊》之中。

然而，诸位先生让他梳理唐兰先生的学术史成就，真的是因为他最合适吗？

显然并非如此。

要论合适，同时北大毕业又做过唐兰先生助手的杜迺松师兄比他更合适。

之所以让他来写这篇文章，更多是借机学习唐兰先生的学问。

因为他跟其他人都不同，并没有机会获得过唐兰先生的亲自指导。

这也是大家觉得惋惜的地方。

因此，在未来的一个多月内，苏亦并没有去做其他的事情，而是专注写他的论文《天下谁人不识君——唐兰先生生平及学术贡献》。

题目并不大。

切入点，就是两个方面。

一、唐兰先生的生平；

二、唐兰先生的学生贡献；

第一部分，不难。

这些日子，苏亦专门记录了诸位先生关于唐兰先生生平诸多回忆谈话。

几乎唐先生每一个阶段的人生节点都囊括其中。

不仅如此，他在故宫上班的时候，还特意去拜访过唐兰先生的两位公子。

得知，他要写关于他们父亲学术史相关的文章，这两位先生还萌生出要编撰《唐兰年表》的念头。

这事真的成了，对于要研究唐兰先生的后辈学者来说，绝对是极为宝贵的材料。

通过诸位师长以及两位唐先生的口中，苏亦也开始理清了唐兰先生的生平。

先生幼年家贫，其父以贩卖水果为生。

1915年，在浙江嘉兴县乙种商业学校学经商之道；

1917年又改习岐黄之术，师成后曾设馆行医；

这期间还打算投奔革命队伍，只身赴上海寻找过孙中山（未果）。其后在上海著名作家陈栩主办的栩园编译社学习诗词。

从1919年开始，他逐渐对传统“小学”和古文字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20年，入无锡国学专修馆深造，师从唐文治，习经史，读诸子，治小学，并由小学而及古文字学；

1923年以第一名的成绩从该校毕业。

这就是唐兰先生的求学经历。

因此，他曾在《殷虛文字记·自序》说：“余治古文字学，始于民国八年。”

当然，对于先生影响最大的人，自然就是无锡国专的唐文治先生。

甚至，苏亦还专门弄一个词条：

[唐文治（1865~1953），江苏太仓人，

字颖候，号蔚芝，晚号茹经，近代著名教育家。光绪十八年（1892）中进士……（为了不水文，略）]

唐文治的生平不需要重点提及，但是，他的学识，不能略过。

唐文治专攻经学、理学，以桐城古文派为文学正宗。无锡国专的校训即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其办学旨在“研究本国历代之文化，明体达用，发扬光大，期于世界文化有所贡献”。

因此，无锡国专主要讲授，五经四书、宋明理学、桐城派古文、旧体诗词，旁及《说文》、《通鉴》以及先秦诸子等。

这就是唐兰先生早期的学术背景。

至于，先生跟甲骨文的渊源，则从罗振玉开始。

当时他收集罗振玉的考释，依《说文》体例编次，并有所订正，寄书罗氏，获得称许，并推介给王国维。

于是唐兰从1922年始，每次去上海，必访教于王氏，得到王国维的悉心指导和帮助。

毕业以后，他曾当过一段时间的无锡中学作国文教员。当年春，就被罗振玉荐至天津周学渊公馆开席授教其二子。

他跟周一良先生的师生关系，也是这里开始。

这期间，他也没闲着，1929~1930年，先生受周家之托主编天津《商报·文学周刊》和《将来月刊》期间，重理考证之学，先后发表多篇论作，内容涉及西周彝铭和敦煌文献。

算是他的学术的真正起步阶段。

1929年洛阳马坡新出土夨令方尊、方彝，他写过相关文章参加讨论，初次接触铭文，他就敏锐地提出铭文中“京宫”和“康宫”实是西周诸王宗庙的论题，这是他晚年全面阐述的西周金文断代“康宫原则”的滥觞。

天津担任报刊主编的期间，让他名声鹊起。

于是，1931年5月唐兰应邀到沈阳，同时，又在东北大学讲授《尚书》。

这是他第一次当大学老师。

结果，没当几个月，就遇上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之后，唐兰也只能取海路南归。

1932春，应顾颉刚邀请，他在燕大、北大代讲《尚书》。

秋后，入北大中文系任教，讲金文和“古籍新证”，又代董作宾讲甲骨文。

随着影响的扩大，陆续接到清华、师大、辅仁、中国大学等校邀请，讲授古文字及《诗》《书》“三礼”。

一时之间，让唐兰先生名声大噪。

在授课之余，唐兰还着手编写多部教程。

尤其是，1934年，他以在各校授课的讲义为底本，同时编著了《古文字学导论》和《殷虚文字记》两部著作（也仅出版这两本）。

其中《古文字学导论》是现代中国文字学理论的开山之作。

在后世，已经是古文字专业的学生必研习之作。

1936年，唐兰应马衡之邀，任故宫博物院特约专门委员，对馆藏商周彝器展开研究，曾拟编《故宫青铜器图录》，因遭丧乱，其事中辍。

这就是，他跟北大与故宫缘分之始。

苏亦一边梳理着唐兰先生的生平以及学术成就，一边在翻看他的各种书籍。

想要短短的一两个月内，全部弄懂唐兰先生毕生学问，自然是不可能的。

好在，他的《古文字学导论》和《殷虚文字记》两本书，都是入门级的。

对于现阶段的苏亦来说，已经没有门槛了。

梳理先生的生平以及学术成就之后，苏亦很明显就感觉出来。

30年代，确实是唐兰一生学术事业和声望达到顶峰的时期。

其中，两个标志性的事件见证了这个成就。

一个是在1934年3月郭沫若先生发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特意找唐兰先生写序；

另一个则是1934年11月北平来熏阁影印王国维生前在清华最后两年的讲义《古史新证》，整理此书的王氏助教赵万里出面请唐兰作序。

两位近代中国古史、古文字领域最有成就的学者的著作连番请唐兰作序，显示了其学术成就在学术界地位之崇高。

33岁，就达到学术生涯的巅峰。

可想而知，接下来的后面40多年，唐兰先生在学界的影响力有多大了。

30年代，是唐兰学术生涯中较为辉煌的时期，发表或出版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著作。

除了以上提及的著作，还有大量考释文章。

这部分，就有点难度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唐兰于1939年，在西南联大执教，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这一时期，他的论著不多，但仍有宏论问世。

民国狂徒刘文典曾经说过，“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先生是一个，冯友兰先生是一个，唐兰先生算半个，我算半个。”

甚至，还说沈从文算个屁。

仅凭这点，就知道唐兰先生的学问之大。

抗战胜利后，唐兰返回北大，1947年代理北大中文系主任。抗战胜利建国前夕，是唐兰学术生涯的第二个高峰期。

无论著作数量跟涵盖领域，都堪称黄金时期。

其中，最为知名的著作就是《中国文字学》（1949），这书，应该是唐兰一生撰述最完整、影响最大的一部文字学理论著作。

多次出版。

最新一版，就是一九七五年于香港出版。

未来，更是多个高校相关专业的重要教材。

苏亦也有购买。

此外，论文涉及考古学研究的有《洛阳金村古墓为东周墓非韩墓考》（1946）；

青铜铭文与石鼓文等领域的研究文章也不少，苏亦也都一一在文章列出来，一篇不落。

要是有所遗漏，那就是他的失职了。

1949年，唐兰受聘兼任故宫博物院设计员，1952年由BJ大学调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此后直至去世。

从建国至“十年”前夕，唐兰发表或出版过一系列青铜器、古文字研究的论文。

十年期间，前期中断研究。

后期，也有少量文章发表。

并没有完全停止学术研究。

甚至，因为国家需要，这一时期，更多集中在考古领域。

1972年《考古学报》、《考古》和《文物》考古三大刊陆续复刊。

他又围绕考古新发现陆续有新作发表。

比如，一九六九年，永孟出土于SX省蓝田县。他就写了篇《永盂铭文解释》（1972）；

1966年陕西歧山贺家村发现的一批西周铜器里，有一个“史（臣舌）簋”跟故宫所藏的簋器物同款，于是，他就写了一篇《史（臣舌）簋铭考释》（1972）；

侯马盟书出土之后，他就写了一篇《侯马出土晋国赵嘉之盟载书新释》（1972）；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他也有相关文章《座谈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1972）；

他又结合郑州商城遗址出土物，写了一篇《从河南郑州出土的商代前期青铜器谈起》（1973）；

1973年9月吴城遗址被发现以后，他就写了《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1975）；

1975年，何尊作为全国新出土的文物精品出国展出，他写了一篇《何尊铭文解释》（1976）；

1975年2月，岐山县董家村青铜器窖藏发现以后，他写了《SX省岐山县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铜器铭辞的译文和注释》（1976）；

此外因为何尊的发现，他则写了《用青铜器铭文研究西周史——综论BJ市近年发现的一批青铜器的重要价值》（1976）；

甚至，去世前两年，他的也有《西周时代最早的一件铜器——利簋铭文解释》（1977）、《略论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铜器群的重要意义——陕西扶风新出墙盘铭文解释》（1978）两篇文章发表。

这些文章，苏亦一一精读。

不然，之前去看望唐老的时候，就真出丑了。

此外，1974年起，他参加了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的整理，贡献极大。

甚至，有一个轶事。

当时，马王堆发掘完成后，国家文物局，组织一批专家学者，在BJ沙滩红楼（文物出版社旧址）进行马王堆汉墓简帛文献的初次整理工作。

当时甲本《老子》交稿时间紧迫，残损又多，在交图版定稿前一天，整理人员还想尽可能多地再拼上一点残片。

考虑到这个工作需要“开夜车”，朱德熙先生就建议当时最年轻的裘先生去做这项工作，没想到唐兰先生不乐意了。

用朱德熙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唐兰先生当时的神情简直有点像一个原先说好要上什么地方去玩儿的，临时因为下雨去不成因此一肚子懊恼的孩子一样”。

最后，大家只得同意唐老去做。

第二天一早发现，年过七旬的唐兰先生不仅把残片全部贴好，还新拼上去不少碎片。

老先生，这种精神，令人动容。

遗憾的是，唐兰晚年准备集中精力撰写《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和《殷墟文字综述》两部巨著，均为完稿。

梳理唐先生的生平，苏亦就越发感慨。

择一业，终一生，所取成就，后辈难以匹及。

苏亦更是望其项背。

以上，只是见到介绍，唐兰先生的生平。

那么先生在学术上，有什么贡献呢？

并非每一个人，求学，写文章，就对学界有贡献。

很多人很高产，结果，产出的都是学术垃圾。

唐兰先生自然不是。

要说，他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促进古文字学及中国文字学学科体系的建立。

其二、则甲骨文字整理考释及自然分类法的提出。

其三、西周金文研究。

其四、商周青铜器及东周古文字材料的研究。

这其中包含，商周青铜器研究、东周金文研究、石鼓文整理研究、侯马盟书研究。

其五、马王堆汉墓出土简牍帛书的整理研究。

另外，唐兰的治学领域还涉及音韵学、敦煌学、古文献、历史学、哲学、文学、书法、古代绘画、曲谱、天文、地理等多个学科，也有不少论著。

以上，每一个方面，苏亦都需要一一论述。

这是一个大工程。

想要梳理唐兰先生的学术成就，自然就要研读他的著作（文章），看不懂咋办？

唯有求助其他师长。

当然，苏亦还是偷懒了。

他没法全方位的汲取唐兰先生的学问知识。

因为他不是古文字专业的学生，他的老本行是考古。

因此，他的重点还是放在唐兰先生考古领域的文章方面。

这方面是精读，其他的都是泛读。

其他太难的部分，他也只能暂时放一放。

学问是一生的事情，不可速成。

但，经过这一次梳理，他对唐兰先生的学术思想也有了一个更加深刻的理解。

等一个多月过去，他把成稿给高铭跟周一良两位先生斧正的时候，两位先生却都给出很高的评价。

都说，感受到他的用心了。

苏亦也松了一口气，这次小考，算是及格了。

高铭先生还让他拿去给刘北汜先生。

结果，刘先生刚看完，当即就拍板决定刊登在下一期的《故宫博物院院刊》。

至此，文章之事，算是告一段落。

北大这边听说，他写新的文章，同学们都纷纷过来借阅。

于是，苏亦的手稿，就在小范围流传了。

幸好，同学们都有敬畏之心，没有出现什么意外，不然，这事就好玩了。

这事，造成一个结果，就是大家都遗憾，没有机会上过唐兰先生的古文字课。

也催生了北大历史系考古跟中文系古文献两个专业联合举办了一场唐兰先生学术研讨会。

一开始只是两边的学生自行组织的，后来，学生会也参与进来了。

规模还挺大。

考古专业这边，高铭、邹恒先生都被邀请过来。

中文系那边，朱德熙、裘锡圭两位先生也都守到邀请。

甚至，故宫的杜迺松师兄也被邀请过来。

实话实说，苏亦在写文章整理资料的时候，杜师兄给了他不小的帮助。

因为对方曾经当过唐兰先生助手，对其的了解，比苏亦更深。

不仅，杜迺松师兄被邀请，就连社科院历史所的张政烺先生也被邀请过来。

甚至，唐复年先生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也自愿过来参加研讨会。

这个多少让苏亦有些意外。

唐兰先生晚年，曾酝酿撰写一部系统总结一生甲骨文研究的著作《殷墟文字综述》，作为计划的一部分，他准备先行编一部有文字考释和辞例通读的甲骨文字典， 现存的近四十万字的遗稿，就是其为编辑这部字典所做的资料考证准备。

一九九九年唐复年据此整理编辑成《甲骨文自然分类简编》，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当然，这是后话。

不管怎么说，唐复年先生亲自过来，这事的意义就变得更加不一样了。

这一下子，就热闹了。

到了后面，俞先生听闻消息之后，第一个赶到会场。

因为他跟唐复年先生关系是老相识了。

此外，宿白先生也临时抽出时间过来参加研讨会。

这样一来，就让作为研讨会的主持人的苏亦，压力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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