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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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学礼闻言，恨声说：“就是正规没有用的，我献过两次血。献一次血，直系亲属可以输两次的。可那次我父亲需要输血，当时在我们县医院看病。我拿出献血证，医生却说，不是在本地献的血，县医院的血就不能无偿给我父亲用。”</p>

杭宗峦接口说：“我以前有一个同事，从大学时起，每年都献血。后来也遇到和你类似的情况。当时是他母亲用血，医生先叫他买血，再去献血的地方报销。他信以为真，就到原先献血的那个血站，先是出示病历；谁知有了病历，又要医生证明，证明当时必须输血；证明拿到了，又要用血的发票。虽然医药费发票是全开在一起的。但我同事还是想法设法拿到了，然后血站又说那家医院的价格高了。我同事被他们当成皮球一样踢来踢去，焦头烂额。但他很执著，最后终于拿到报销了，还抵不过车费和误工费呢。从那以后，他再也不献血了。”</p>

尽管我浑身无力，但还是不解地问：“为什么每个人用血时都要买血呢？又那么贵，每年有那么多人义务献血，那些血都用到哪里去了？”</p>

秦学礼冷笑一声：“都被卖给病人了呗，血站做的真是无本生意，白赚！我听一位曾在某个血制品公司工作过朋友说，虽然国家这几年三令五申，各省卫生厅也组织多次检查和整顿，但很大一部分采血站还是违规操作，存在降低供血员标准、跨区采浆、频采、超采等违规违法行业，牟取暴利，且手段越来越隐蔽。经常有一些病人、老人、残疾人等不符合采血规定的人，利用别人的身份证冒名顶替，也加入到卖血行列中。据说贵州省记录在案的有２５个单采血浆站，其中有一个县级血站是贵州省采浆量最大的，也是国内的‘第一站’，每年营业收入超过两千万，纯利润在５００万以上。那个血站是由卫生局的一位副局长兼任站长，开的都是上百万的豪华宝马轿车，个人年收入超过千万，是当地有名的富豪之一。”</p>

杭宗峦无奈地说：“是啊，多明显的欺骗。很多事情，本来上面的政策也许是好的，但一贯彻下来，就彻底变了味，成了某些当权者谋私利的工具。”</p>

秦学礼叹了一口气：“更为可怕的是，这些掌握实权的少数人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丧尽天良。因些，仍然有很多人依靠卖血为生，带有艾滋病毒的血还有流淌，流进一个个健康的身体内，不时有人因为输血感染艾滋病或别的血液传染病，媒体的报道也证明了这一点。可遗憾的是，那些卖血的人为了得到一点可怜的‘补助’，竟然连艾滋病也不知道！”</p>

卖血！卖血！听到这熟悉的字眼，我感到浑身冰冷。曾几何时，河南、安徽等省卖血感染艾滋病成为令人尴尬的“中国特色”，而今天，这种可怕的行为仍然存在，在中国发现艾滋病二十年之后，卖血不止，国难未已，又将有多少人因为贫穷去卖血而感染艾滋病，又将有多少因疾病输血和使用血制品而感染艾滋病？新的灾难又该降临到多少人、多少家庭身上！除了那些暴富的血站站长，我们的政府官员都到哪里去了呢？视而不见还是掩耳盗铃？亦或是为虎作伥？我越想越感到恐怖！</p>

一方面是，国家为艾滋病高发区的巨额资助，高发区背负着沉重的政治压力和经济负担，而国家的这些资助又有相当大一部分流进了地方当权者的私人钱包，致使艾滋病人及携带者穷途未路；另一方面，暂时幸免于难或疫情不太严重的地区，却又走着高发区当年的老路，血浆经济仍在如火如茶地开展，贫穷的人们仍然在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可怜的“补助”！</p>

我实在是无话可说！</p>

现在的医院和其他很多政府部门一样，占地面积越来越大，建筑物越来越庄严气派，可离普通老百姓，却是越来越远了。</p>

经此一劫，我身心俱惫。象一只受了伤的小动物一样，我甚至不想踏出专题部半步，我害怕见到陌生人，我再也不愿意过那种半小姐性质的跑单生活了。在东莞，我就象一朵飘零的花，离开故乡的怀抱，我就没有了一株可以栖息的枝桠了，我感觉自己好累好累啊。</p>